中国大陆电影

1949 年- 1950 年為中共建政後电影起步時期，时东北接收了东亚最大规模的电影制片厂——滿洲映畫協會，包括部分留用日籍職員與电影器材，為日後电影發展提供基礎，包括協助成立电影学校培养人才，提供很多技术指导，還有參與製作電影（如《白毛女》的技術輔助擔當）。

1950年代初，中國电影人有着教育广大革命群众的使命，大部分影片都具有歌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教育意义。

踏入“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电影文化受到严重打击。很多影艺人士受迫害身亡，例如：郑君里、蔡楚生、上官雲珠。

电影制作题材受到限制，仅剩下八套“样板戏”（包括京剧类型的《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海港》、《杜鹃山》，芭蕾舞类型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交响乐类型的《沙家浜》）。虽然当时的影片具有浓厚的政治味，但撇开火红革命式的象征意念来讲，依然是严谨的任务式高规格的艺术制作，因此受政治意念笼罩的文艺作品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艺术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1964年由周恩来总理倡导的一场集音乐、舞蹈、诗歌于一体的史诗式彩色电影《东方红》登场，这是中國第一部彩色电影，以描绘中华民族近代史历程为内容；动用了超过3000人的庞大阵容，云集了当时中國文艺界的著名演员王昆、郭兰英、才旦卓玛、刘秉义、李光羲、邓玉华、柳石明、张越男等等，也诞生了别具特色的革命电影歌曲像《南泥湾》、《井冈山》、《游击队歌》、《情深谊长》等等传唱至今的优秀作品。

到1973年，正規的电影创作得到恢复，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开始改编和拍摄故事片《艳阳天》。随后又拍摄了《火红的年代》、《青松岭》、《战洪图》、《创业》和《海霞》等一批優秀影片。此間拍攝的一批政治味電影受到政治勢力的打擊如1975年的《创业》受到四人帮的批评。文革后期拍摄的《春苗》、《反击》等，也被烙上反党的“走资派”印记。电影受政治党派利益斗争的严重影响，而文革以来对传统中华文化的颠覆直接反映在电影中，文革末期，饱受政治清洗的人们呼唤出伤痕文学，这些文学作品不断改编为电影，重新反思种种扭曲的人性，为电影重新注入了各种传统道德，这种文革的阴影一直影响到今天。

1977年电影生产开始復甦，1980至1984年平均年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

到了1980年代，随着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吴子牛、黄建新、李少红、胡玫等第五代导演的出现，1984年伴着《黄土地》中摄人心魄的大西北旋律，一種中國特殊民俗風情的選材风行了整個八十年代的中國電影，使得中國的华语电影创作创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但由于某些題材反应了建国初期的政治动荡与政策失误，1993年由田壮壮导演、吕丽萍主演的《蓝风筝》，以及1994年由张艺谋所导演、巩俐、葛优主演的《活着》未能正常上演。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相對嚴格的審批制度，不少有創作力的年輕導演開始走向地下獨立作品的道路。中國的獨立電影多以民生角度反映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況以及描繪中國快速轉型期各階層領域的訴求，對比於政府自上而下任務式的宣傳電影，更能得到不同民衆的共鳴和啓發。可是受到中國廣播部門的某些尺度標準，以及某些審評人員的個人價值觀和道德觀，很多優秀的中國電影作品無法正常地展現在觀衆的視野中。這些落後於社會發展的電影審查方式，大大限製電影製作的百花齊放，不過中國民衆已經不斷呼喚新的電影空間。

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使艺术家们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黄土地》、《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撒》、《老井》、《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香魂女》、《霸王别姬》等。在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电影理论研究也空前活跃，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影响。

第五代导演个人风格的浓烈及大胆的艺术追求成为1980年代中國电影的标志。

1980年代開始，一批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年轻人进入了电影的拍摄工作，由于他们的电影具有与以前五代不同的风格，題材多涉及覆蓋弱勢群體所需的人文關懷和製度問題衍生的社會問題，由于作品大膽創新，起初多为地下作品，进不了正式的发行渠道，人们称之为地下导演，也有人称他们为第六代导演。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贾樟柯、路学长、王小帅、張楊、章明、李楊、王全安、張元等。进入21世纪，文化的逐步開放讓这些电影人纷纷浮出水面，成为政府认可的导演。隨着贾樟柯成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评委。王小帅凭借电影《青红》在柏林电影节上获评委会大奖。第六代导演渐渐进入中国电影的创作主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的完成，中國的电影工业开始从宣传工具的角色转变成大众媒体，虽然传统政宣式的功能依旧，不过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一大批充满商业气息的大片开始活跃，贺岁片、动作片、喜剧片、战争片等香港电影成功的商业概念开始进军中國內地电影市场。

中國電影市場一片興旺，九十年代末期，伴隨著馮小剛導演的作品《大腕》，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電影誕生。

此後，中國電影工作者一直在探尋如何將傳統政宣式電影、主旋律電影改革為適合普羅大眾的商業電影。以韓三平為首的中國電影工作者，身先士卒，提出電影的商業化改革戰略。中國的商業電影市場正式開啟。

踏入新世纪，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市场空前繁荣，总票房不断翻倍飙升。内地院线雨后春笋般建立，由于地产泡沫、人民币升值、通胀加剧等诱因，导致内地电影票价几级翻倍，一线城市的电影票价平均70至90元人民幣，高于100元人民幣的电影票价也比比皆是，看电影成中國中产阶层的主要消费。观众“值回票价”的心态，驱使齐集大牌明星、场面宏大、投资过亿的电影成消费主导，一时间这些巨资电影成为中國电影市场的主流产品，衍生了中国畸形的大片潮流。

由于大片着力宏大制作，“成本高，明星阵容强”为主要号召力，从而拉高了一线华人影星的身价，但变相削弱了创作和后期制作团队的酬劳，“重包装大于内容”的营销手法开始支配中國電影業。不少内地的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都蜂拥加入拍摄大片，如《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

面对大片潮流所主导的电影市场，内地中小成本电影的困难重重，许多制作不能招商引资，初出茅庐的电影工作者很难有机会担当大任。不少电影工作者纷纷寄望能打破这种局面，重整中国电影的质量。可喜的是，2006年，新晋导演宁浩拍摄的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大收旺场，或者是如盲井的農民工社會現象的思考性質等等，中国电影有了新的尝试。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由于中国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之一；香港电影业也重新找到路向，闯出北上合拍和留守香江的两大路径；台湾电影业也在低迷过后，焕发勃勃生机。一个史无前例的华语电影产业已经形成，并瞩目于全球电影市场。

走出浮躁的大片潮流，中国的电影人开始以更成熟务实的方式面对迅猛崛起的电影产业，电影类型也不断增加，各式新旧片种被不断激碰尝试。而大制作也重回剧本剧情主导的拍摄方式。

不过电影投资却出现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纷纷瞄准大中华市场，拍片量猛然增加至每年超过500部，惟超過七成不能上映，多數為利用文化產業3%低稅率，節稅或逃稅的爛片。2010年中国内地票房更突破100亿人民币，形成世界瞩目的电影市场。

飞速发展的电影市场，使得随之成长的电影文化渐渐深入人心；电影创作也受到极大鼓舞。然而，国家广电总局对上映影片的审查依然严厉，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大多重于娱乐，而怵于对社会现实的直接反省和批判；而仿照香港的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与否仍然饱受争议。

由政府主推的具有內地特色的傳統主旋律電影，經過商業包裝，以商业片的形式出现在市场，如《建國大業》、《建黨偉業》等，而翻拍舊有題材、經典電影的翻拍潮流也在中國電影中不斷發酵。

2010年中國商业电影也取得了极大成功，如冯小刚执导的《唐山大地震》和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分别取得了6亿多人民币的票房，突破了中国电影在本土票房的最好的成绩。还有《赵氏孤儿》、《非诚勿扰2》等电影也都轻松突破亿元票房。

2011年中国电影票房为20亿美圆，超越英国和印度，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市场。2012 年，中国每年出版电影 500 多部，仅次于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三。

2014年，根據美國電影協會的年度報告顯示，中國大陸第三年蟬聯全球第二大電影票倉。專家預測，未來全球票房增量的80%將來自中國大陸。

2015年2月，中國大陸實現40.5億元票房收入，首次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電影市場。

2015年，中國大陸全年票房收入為440.69億人民幣，成長48.7％，其中本地產影片票房達271.36億人民幣，占總票房61.58％。。據統計，大陸2015年全年票房破億影片共計81部，其中陸產影片47部；陸產影片海外銷售收入達27.7億元，年增48.13％；全年影院觀眾人次達12.6億，年增51.08％。此外，2015年大陸電影院數量也繼續保持快速成長，全年新增螢幕 8,035 塊。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该法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法律全文共6章60条，將影片由拍攝到上映設定了層層關卡，包括：劇本梗概需要先部門備案，和特定題材劇本追加事前審查，拍攝完成再次送審，方可最終獲取公映許可。2018年3月到4月，中國電影管理工作也劃歸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其後一年中國電影總票房朝向至少十年來的首次年度下滑。

2019年中國大陸票房低开高走。上半年，總票房與去年同比下滑2.7%，是近9年首次下滑；觀影人次同比少賣9,000萬張票，減少10.3%，觀眾流失也創紀錄。7月中旬，中國大陸主要影視公司發布2019上半年業績預告，華誼兄弟、北京文化等6家知名公司首度出現虧損，其中影視娛樂股王華誼兄弟，更陷入財務危機。暑期檔多部本獲公映許可的電影遭取消放映，而且沒有任何的解釋。下半年电影市场回暖、暑期档报收135亿，同比增长2%，国庆档报收50亿，同比增长29.81%，双双创下最好成绩，截止12月13日年度累计票房超607亿，提前18天超越2018年全年票房纪录，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类型片迎来全面突破，《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和《我和我的祖国》三部电影在动画、科幻、主旋律类型中创下佳绩，使得青年电影人正在成为中坚力量。

合拍片是指中国境内制片公司和境外制片公司共同投资（含资金、劳务或实物）、共同摄制，共同分享利益及共同承担风险的一种摄制形式。这种联合摄制的合拍片，在中国内地市场可以享受国产影片的待遇。在合拍片中，中方出资比例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一，且必须有中国演员担任主要角色，并需要在中国取景。

随着台湾、大陆、香港的日益沟通，合資片成為很多中國電影製作的主流，一來以當地熟悉的演員較易吸引各地觀眾，二来对电影投资资金困难问题得到解决，如香港演員與大陆演員合作的《英雄》、《十面埋伏》、《功夫》、《十月围城》等，便獲得觀眾收看。與此同時，随着中外合作的发展，亦有中美、港韓等多種合作關係的合資電影製作。

除了合拍片，还存在协拍片和委托拍片两种形式，协拍片是指外方出资的影片到中国来拍摄，中国的合作伙伴提供场地、设备、劳务等有偿服务，但不享有版权，只是协助拍摄；委托拍片是指指根据外方的全权委托，按照指定内容和技术要求拍摄的影片，中方完成全部工作并收取相应费用，不享有任何版权。这两类电影无法享受国产影片待遇，若要在国内上映须履行进口手续。

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大陸當局限制电影、录音制品等产品的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这次争端随着世贸组织于2009年12月裁定中国大陸當局颁布的《电影管理条例》第30条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有悖于中国大陸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

为解决争端，2012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大陸和美国达成《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中国大陆对引进外国电影采取配额制度，中国电影集团独家拥有外国电影进口权并和华夏电影同时拥有进口电影发行权，因此中国电影集团可对外国电影进行筛选。臺灣和香港的電影則不受進口配額限制。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电影集团与美国电影协会签署《分账影片进口发行合作协议》。报道指出，《协议》实质上是在《中美电影协议》框架下签订的具体商业合同，并非电影协议，不会像外界猜测那样提高进口片的配额和分账比例。2016年，进入电影市场的进口片达92部，创下近年来历史之最，但该年9月-12月票房成绩依旧难逃下滑趋势。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正式上任，预计于2017年进行中美电影产业第二轮谈判不确定性增加，谈判仍未进入实质性阶段。

中国大陆引进的外国电影有下列类型：

• 普通分账片：2001年中国大陸加入世贸组织后，该类型电影的进口配额为每年20部。另外2004年起，為避免美國電影霸佔市場，当局规定该类电影中須有6部為非美國電影。该类电影的票房收入按照国际通行的制片方35%、发行方17%、放映方48%的比例进行分配。而其中的一些一线公司制作的北美新片（尤其是好莱坞电影），则是依含税前及基金的票房分賬25%。
• 特种分账片：根据该类型电影的进口配额为每年14部，全部为使用了IMAX或3D等技术的影片，票房收入的分配方式与普通分账片相同。
• 进口买断片：又称买断片、批片，该类型电影的进口配额为每年30部。这类电影多为欧洲、日本等地的作品，发行权由中国大陸的发行公司一次性买断并在大陸上映，票房盈亏自负。在实际运作中，此类电影常由民营公司引进，之后与上述两家公司联合进口和发行。

目前中国大陆的电影管理和审查机构为国家电影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的牌子）。中国大陸自2002年2月1日起开始施行《电影管理条例》，对中国大陸境内（不含港澳台）电影的制片、发行、放映及进出口进行管理。

中国电影的“代际”问题是由20世纪70或80年代的中国电影人提出的，分为六代。

第一代（1896—1931）：中国民族电影的拓荒者，主要表现为无声默片。代表人物：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等。 　　

第二代（1932—1949）：第一代导演的学生辈，他们主要活动在三四十年代的有声电影时代，由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日本侵华等社会背景，他们善于表现表现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深思，创造了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的新成就。代表人物：程步高、沈西苓、蔡楚生、史东山、费穆、孙瑜等。

第三代（1949—1976）：与第二代导演是师生关系，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的发展方向，他们的电影有着极强的政治性，表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电影内容主要包括了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以及对新社会和新生活的赞美。代表人物：成荫、谢铁骊、水华、崔嵬、凌子风、谢晋、王炎等。

第四代（1978—1989）：大多数毕业于文革之前的北京电影学院，但是他们的电影生涯是从文革之后开始的，是正宗的科班出身，他们的电影有极强的政治型和散文诗化的特点提倡纪实性，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并善于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代表人物：谢飞、郑洞天、张暖忻、黄蜀芹、吴贻弓、吴天明、黄健中、滕文骥等。 　　

第五代（1983—1999）：多为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本科生，电影事业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但是经历过文革对他们的电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运用新的电影语言来表达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进行探索，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代表人物：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姜文、吴子牛、田壮壮、黄建新等。 　　

第六代（1990—）：一般指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高等院校，接受过正规影视教育的青年导演，这一代导演的观念、语言和态度已日臻成熟，并在国际各大影展上屡屡获奖。此外，这代导演中还有一部分是热爱电影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制作的电影往往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电影较难通过当局审查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也因此面临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代表人物：胡雪楊、张元、王小帅、陆川、路学长、管虎、贾樟柯、王一持、李欣、宁浩、娄烨等。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由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一年一届国际性影展。

• 中国电影金鸡奖，始创于1981年中国农历鸡年。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由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参与评选的专业性电影奖。奖杯以金鸡啼晓象征百家争鸣，同时亦包含着激励电影工作者闻鸡起舞、奋发前进的意义。从2005年起，金鸡奖和百花奖隔年举办.
• 大众电影百花奖，始创于1962年，1964年停办。1980年恢复举办。它是由中国电影家协会所属《大众电影》杂志社主办的，经由广大观众投票产生的群众性电影奖。它以百花盛开象征影坛繁荣，鼓舞电影工作者为广大群众创作出更好的影片。

中国电影华表奖的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始评于1957年，中断了22年后，从1979年继续进行评奖活动，一年一届。1985年文化部电影局整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后，更名为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

上海国际电影节创办于1993年，是中国国内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也是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定的十四个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在中国有很高的重要性。每年6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由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文化广影视集团国际大型活动办公室承办。主竞赛单元为金爵奖。

中国长春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举办的具有国际性的国家级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吉林省人民政府、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吉林省文化厅、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承办。奖项设置为金鹿奖。

北京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1年，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主竞赛单元为「天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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