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优点和缺点都讲到了，但是这种较为平衡的评议，却明显无法满足那些敬仰诸葛亮军事才能如泰山北斗的人的胃口，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那种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极端的敬仰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以为，这种极端情绪首先来源于民众那种对诸葛亮在治国清廉方面的敬仰，中国古人一直都在寻找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圣人”来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和心灵的寄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诸葛亮作为自己的情感宣泄对象，那么对他在战场上的失败，就能瞒则瞒，能对之“选择性失明”的就对之“选择性失明”，而且这种历史情感积淀往往能和百姓生活疾苦感受产生相辅相成的共鸣与互推，在诸葛亮儿子诸葛瞻的时代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理智的高峰期，那时候蜀国一有善政，百姓都认为是诸葛瞻主办，缺乏知情权的 民众的盲目性，在“死诸葛走生仲达”一例，亦有充分表现，后人知此例司马懿可笑，未必知司马懿认为百姓之愚昧可笑也！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尚未散失的时代，尤其是在陈寿的时代，诸葛亮军事方面的资料，记载其胜利的史料可以因为为晋朝统治者避讳而被忽略不收，但是记载其失败的史料却会因为没有这一重顾虑而得到较为安全的传播途径。这些资料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种与理智为敌的对诸葛亮的极端敬仰情绪。这种情绪埋藏在我们这个有着“政治圣人”崇拜传统的民族灵魂深处，只要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还存在，它就不会被消灭，甚至不会被触犯！它的反理智的性质只会随着晋朝统治走入历史尘埃的脚步而成长得越来越强壮！
在这种情绪的成长过程中，裴松之这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量的史料轶失之后，这个偏袒诸葛亮到了毫不避嫌程度的人所剪裁组织出来的史书摘录文字，成为后人认识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战况的主要途径，这时候，诸葛亮胜败记录的历史传承天平，就从原来的向“为尊者讳”一边倾斜改变为向“为贤者讳”的一边倾斜。对史料编撰传承而言，“为尊者讳”的危害一般只会延续一个朝代，但是“为贤者讳”的危害却会延续上千年！“为尊者讳”多半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虚伪经常是好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为贤者讳”却是大奸似忠，大佞似贤，会对历史领域的学术尊严和游戏规则产生深入骨髓的破坏！
裴松之的注解对史料保存有功，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如果抛开史料轶失不讲（史料未轶失时代就是这种情况），单讲注解本身的剪裁是否做到起码的客观公正，尤其是在评价诸葛亮军事才能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是否做到基本的避嫌取中的平稳姿态，则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裴松之的注解能成名，主要是靠沾了陈寿良史才华的光，所谓“因人成事”，此之谓也！裴松之对陈寿和自己在历史学术性和见闻权威性上面的主次对比，还是心中有数的。他经常把陈寿的某人物“本传”所载当作权威资料，就是表现之一。但是，裴松之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跟班，他同时借着注解的机会兜售自己的“私货”，为什么叫“私货”？当然就是那些与史料不相符合的、纯粹是裴松之自己想当然的评论意见和取舍标准，这些东西不但和那些名气不响的史书不符合，甚至有和陈寿所记也不符合的，裴松之都拿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裴注就好比今天那些偷偷塞进正经报纸里面一起派送的非法印刷品，是见不得光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东西的非正规、徇私舞弊的性质就会充分暴露出来！
陈寿对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失败有着较为客观的态度和评价，但是裴松之为了兜售自己的“私货”，就将陈寿对失败的评价进行“冷处理”，另一方面对陈寿对胜利的评价和记录（王平传曲笔、射杀张合）进行“热处理”，并大肆渲染他自己组织起来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这几种手法，无疑非常能迎合那些史学修养有限、与理智背道而行的“亮迷”的口味，连诸葛亮错用马谡这样既无法否定也无法“冷处理”的巨大失败，裴松之也要抄一段酸溜溜、羞答答的《袁子》来证明诸葛亮如何“勇而能斗”，加以粉饰，减少尴尬难堪，当然，对诸葛亮是否够“勇”，历史当事人司马懿早就清楚地给出了参考答案：“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这段文字出自晋人孙盛所作《魏氏春秋》，孙盛铁骨铮铮，为史学尊严，不怕牺牲性命，其作《晋阳秋》在当时“咸称良史”。这段文字后来被唐修《晋书》所收录。但是，裴松之一读这些尖刻贬损诸葛亮文字就觉得不爽，避之则吉。
对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的争议问题，陈寿也未能做到完全客观，他未能避免作为一个蜀人的见闻偏颇的局限，从而在《三国志-王平传》里面采用了曲笔方式表达自己只采信蜀军“斩首三千”的胜利而不采信魏军“俘斩万计”的胜利。笔者经独立研究发现，陈寿的这种取舍还和魏国官方史书“王沈《魏书》”的作者王沈的历史污点有密切关系。但是，陈寿没有堕落到裴松之那种地步，他仍然有着基本的学术良心！对于裴松之之类“亮迷”津津乐道的“野战蜀军必胜”的论断，陈寿在《三国志-郭淮传》就客观地收录了魏军在北原野战战胜蜀军、挫败其抢占战略目标的记载，点出“逆击”的关键字眼，而另一方面，唐修《晋书》也点出了北原之战在魏蜀胜负上的“野战”层面的意义：“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笔者按：据《水经注》记载，积石即北原）。但是，裴松之那五毒俱全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已经洋洋大观，跃跃欲试，对这样的拦路虎，只好装聋扮傻，能蒙就蒙！裴松之开了坏头，千千万万的“亮迷”也就全都继承其弊端，都可悲地发育成了“选择性失明”。
笔者认为，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的历史，在史学领域，是“为尊者讳”与“为贤者讳”的两种弊端交汇的“奇点”，之所以套用现代宇宙学词汇称其为“奇点”，是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者的后代成了改朝换代后的皇帝，所以胜利者成了尊贵不可犯的“司马宣王”、“宣帝”，而战场上的失败者却成了流芳千古、万人景仰的圣人、天才、悲剧英雄的混合体。相同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成就，都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都会对史学领域求真求实的学术运作产生巨大的侵害！而就侵害的时间延续性和文化积淀性而言，以后者为甚！
“亮迷”们在军事领域的反理智，因为反到了全身心陶醉、毫无原则可言的地步，倒转过来也影响了在政治方面的评价的客观冷静，导致一种很容易让人上当的错觉的产生，这种错觉就是认为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全部都是正面的，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儒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评论诸葛亮，开头第一句就大错特错，他说：“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稍微冷静的人都知道，政治方面诸葛亮尸骨未寒蜀国就已经有人上书对其进行贬斥，怎么能说从来没有贬词呢？！从下文唐先生对陈寿评语的论述来看，唐先生之所以犯错，是受裴松之的“冷处理”手法所害！裴松之的这种手法把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贬抑评语打扮成“冷静而不贬”的外观，使其不能对“亮迷”膜拜偶像的情感产生反作用，同时避免他人联想到北原之战记载和“野战蜀军必胜”的矛盾。另外，唐先生也着实中了裴松之引用的那段《袁子》文字的招，在这段裴松之所推介的充满对诸葛亮莫名其妙的、傻乎乎的赞扬的文字里，唐先生只接受陈寿记载和评价里面有利于诸葛亮形象的信息，抵制甚至改动不利信息，到最后得出“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的结论，史学之尊严与颜面，就这样经由一位专业人士之口被破坏殆尽。经过裴松之采录的赞扬文字的参杂冲销，《三国志》虽然白纸黑字地记载了诸葛亮的失败，但是后人就愣是会读出“野战蜀军必胜”、“司马懿怕得要演戏”、“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所有评语都是赞扬”之类的理解来，甚至连唐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也会读出诸如“诸葛亮是后人对之毫无贬词的完人”之类的极端理解。怪谈丛生，如无天日，两弊交汇之“奇点”之时空扭曲力量，确实是不可轻视，裴注评论与取舍思维对史学之危害，更是必须加以警惕！也许有一天，各位谈论三国历史的时候也会犯下类似于唐先生评诸葛亮那样的低级错误，被人戳破，颜面扫地，一查，原来是拜诸葛亮的坚定支持者裴松之先生所赐！
具体就诸葛亮北伐史争议问题而言，与裴松之精心营运、厚颜徇私有关的三种错觉必须要加以点破和纠正，否则，各位可能都要不可避免地开口就大错特错：
第一、 裴松之没有把所有自己不同意的内容都摆出来，虽然他口头上声明已经这样做了，对有贬损诸葛亮文字的内容尤其如此。这一点从此人读过“虞预《晋书》”而不提其中赞扬司马懿战无不胜的文字可以证实。
第二、 唐修《晋书》所载魏军“俘斩万计”的胜利，绝不是所谓的“史书不见记载”，陈寿不写的原因，上文已经提到。魏晋期间私修史书蜂拥而出，单单旧晋书就有十八家之多，这些史书有不少在唐宋尚存，到今天已经全部轶失。后人没看过这些史书就断言俘斩是史书所无，何其荒谬可笑哉！据笔者研究，可能有收录魏军“俘斩万计”胜利的旧晋书至少就有陆机和虞预两家。
第三、 要证明历史记载的一件事不存在，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你将挑战很多述说资格比你高得多的见证者和近期记录者，而裴松之却是在教你把历史记载看成是一盘菜，想吃想倒随你的便，只需要在挺不过去的时候把画皮一撕，说句“以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怎么可能如何如何”，其误人子弟、荼毒青史之腐朽本质，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