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诸葛亮为“兴复汉室”而进行的北伐，因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悬殊，注定不能成功。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何明知不能成功却仍然要耗尽蜀国的人力物力去进行？诸葛亮之所以坚持北伐，是因为北伐的目的，除了最高理想是实现“兴复汉室”这一遥远而几乎不可能的目标外；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低级目标即夺取凉州，以增大蜀国的疆域和国力，这是正确而可行的。
关键词：诸葛亮 北伐 兴复汉室 夺取凉州
作者：李殿元，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审。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在《蜀相》诗中的两句，它对诸葛亮的北伐未能成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的确，倍受各阶层人士共同称颂的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治家诸葛亮，在他的晚年，倾全力进行的统一战争——北伐的未能成功，不能不认为是诸葛亮本人的遗憾、蜀汉政权的遗憾，或许也是历史发展的遗憾。如何评论诸葛亮未能成功的北伐，人们见仁见智，拙文也来发表一点陋见。
一． 倾全力的北伐注定不能成功
刘备为夺回荆州，亲率蜀汉主力与孙吴决战，结果在夷陵惨败，蜀汉元气大伤。诸葛亮在艰难中受遗命辅佐后主，“开府治事”，处理蜀汉内外政务。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诸葛亮在巩固了后方、修复了与孙吴的关系后，于建兴五年（227年）着手北伐，亲率大军驻扎汉中。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诸葛亮共进行了五次北伐：建兴六年春，诸葛亮亲率主力大军出祁山，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附蜀。魏明帝派遣宿将张郃出拒，大破马谡于街亭。诸葛亮只得拔西县千余家，退还汉中。建兴六年冬，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粮尽而退。魏将王双来追，蜀军斩之，还汉中。建兴七年春，诸葛亮遣护军陈式攻武都、阴平，魏将郭淮引兵来救，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诸葛亮遂拔二郡以归。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率军攻祁山，始以木牛运输。司马懿都督关中诸将出拒，且敛军坚守。六月，诸葛亮以粮尽退军，并在木门设伏射杀张郃。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统大军出斜谷道，据武功五丈原。司马懿拒守不战。蜀军屯田于渭滨。八月，诸葛亮病卒于前线。
可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是倾尽了他本人及蜀汉的全力的。连续七年的北伐，不仅耗尽了诸葛亮“开府治事”以来所精心储备的物资和军力，同时也耗尽了诸葛亮最后的心血和精力。北伐是诸葛亮一生最后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为之奋斗到了最后一息，乃至生命的全部，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奋斗精神，令后世者敬仰不已。然而客观分析，诸葛亮的北方伐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荆州之失使“隆中方略”规划的两路出兵、钳击中原的战略规划成了泡影。“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阳”，本是北伐战争的主力部队，现在却只能取消，剩下的就只有“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1）这一支偏师了，北伐的力量十分地不足。
按“隆中方略”的规划，北伐当在“天下有变”之时进行。而在诸葛亮北伐之时，距“隆中方略”的制定之时已经过去了20年，情况是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诸葛亮希望的曹魏内部发生了变乱，反而是曹魏历经两代经营，根基已经牢固。诸葛亮却仍然以“兴复汉室”作为北伐、统一的旗帜、口号，显得已经过时，再也不能起到摇撼人心的作用了。以第一次北伐来说，准备可谓充分，进展也很迅速，可是一当魏明帝西镇长安，一举打下街亭，就逼使诸葛亮不得不收兵而返。再看最后一次北伐，尽管史书上赞美诸葛亮分兵屯田，和当地老百姓相处得不错，但当诸葛亮一死，百姓就“奔告宣王（司马懿）”（2）。这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魏国老百姓对诸葛亮进行北伐战争的态度是不欢迎的。
客观而言，在当时的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最小的国家；全国13州，蜀汉仅有一州；全国人口770万，蜀汉不到100万。诸葛亮以仅占全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力和物力，欲完成统一全国的理想抱负，实在是难以成功的。
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北伐是以弱伐强，而且在北伐之前又发生过关羽、刘备先后因冒进而失败的前车之鉴，以及孟达因掉以轻心而被司马懿擒斩之事，所以诸葛亮在北伐时的军事指挥格外谨慎。他图谋稳当地在陇右建立基地，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而决不采取冒险的“子午谷奇谋”之类的“悬危”（3）之计，因为他明白，蜀汉有限的军事力量及物资供应经不起折腾。但是，这种缓慢推进的北伐方略，已不是诸葛亮有限的生命可以承担的了。
二． 对诸葛亮“北伐”诸多评论的讨论
诸葛亮倾全力的北伐，一方面是精神可嘉，另一方面是未能成功，于是，后世论及此事者，便发表了诸多不同的评论。
陈寿在撰写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说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即是说，善于治军理政的诸葛亮，实际上短于用兵，不善于打仗；北伐之所以未能成功，就是诸葛亮缺乏应变之才，用兵非其所长。诸葛亮善不善于用兵，仅从他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主动出击，而魏之司马懿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就足以说明问题了。陈寿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敷衍司马懿之孙晋武帝的，作为蜀人仕晋，陈寿不能不这么做。
说到诸葛亮“奇谋为短”，许多人认为不敢采纳“子午谷奇谋”就是证明，王缁尘《诸葛忠武侯评传》即持这一观点。且不说《三国志》本传未载的所谓“子午谷奇谋”是不是事实，就算是吧，魏延这条计实在是过低估计了敌人。蜀军从未与夏侯林交过战，怎知他“怯而无谋”（4）。何况在建兴八年，曹魏派张郃率军由子午谷攻蜀，就因“大雨绝道”（5）不能前进只得退回，证明“子午谷奇谋”确实太“悬危”。即使魏延能率军走出子午谷，倘若夏侯林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
清代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三国》中认为，诸葛亮北伐是因为“主闇敌强”，所以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为保蜀之计耳”。这很可能是受了《后出师表》“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6）的影响。然而，以此种观点看待诸葛亮北伐，实际上是把诸葛亮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企图统一中国或者说保持蜀汉的鼎足之力的努力看低了。否则，诸葛亮的北伐之志为何会在屡次失败之后反而一次比一次坚决。
有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亮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是未与孙吴密切配合，都是蜀军单方面出兵的孤军奋战（7）。其实，虽然“隆中方略”规划要“外结好孙权”，但参与北伐钳击的荆州大军却是蜀军，并未指望孙吴出大军。荆州之失使这一规划没有了可能。无论蜀汉与孙吴的国与国关系如何友好，企望孙吴出大军以代替“隆中方略”中的荆州大军都是不现实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讲究的是利益，孙吴是决不会为蜀汉的利益而出兵伐魏的。诸葛亮也深知这一点，他与孙吴的修好乃至承认孙吴“擅立大位”，为的是北伐时的后方稳固，并以此达到对曹魏的一些威慑作用而已。
又有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进行的北伐是分裂战争，因而其努力应当被否定，甚至说倘若诸葛亮不出山，曹操可能早就统一中国了（8）。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东汉末年，军阀林立，包括曹操在内的军阀暂时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实力，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鼎立期间，三国各自戮力经营，使政治、经济、社会相对稳定，这对人民是有好处的。而由鼎立发展到统一，又是历史赋予包括诸葛亮在内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们的一项重大使命。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9）。由他首先发动统一之战争，应该说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不论兵力、财力都明显居于劣势的诸葛亮，一反一向务实的作风，之所以要对曹魏采取主动攻击的行动，是“大义”所在，不得不如此，由此更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忠心和伟大，“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不顾一切地以恢复汉室为职志，显现了诸葛亮的浩然精神（10）。这种看法其实毫无起码的历史常识。打仗是要耗费大量人力及钱财的，明知没有胜算，知其不可为又勉强为之，对个人而言可谓“英雄”，而对一个政治家而言只能说是非常不负责任。诸葛亮是十分“约己爱民”的，对士兵也极其爱惜。第一次北伐退兵后，有人因为收姜维并掠得数千民众归蜀来向诸葛亮祝贺，诸葛亮却皱着眉头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11）由此可见，诸葛亮是决不会去做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的，他又怎么会盲目用兵，让将士作无谓牺牲，让国家财力作无谓浪费呢！
由此可见，以上诸种关于诸葛亮北伐的评论，客观而言，均是未得其要领的。
三．“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北伐的最高理想
诸葛亮所发动的针对曹魏的北伐军事行动，不仅是“隆中方略”的最后战略，是蜀汉的立国之基，而且在行动的初期，应该说是有可能并且诸葛亮也为此充满了信心的。这从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的表示来看，其意志和决心是何等坚定，务求必成的信念是何等坚强。诸葛亮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类似军令状的表示，是基于两点：自身准备的充分以及孟达的即将来归。
诸葛亮对北伐的准备工作，除了安定内部和恢复对吴联盟外，主要是增强经济实力和“治戎讲武”。他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以养民裨国，加强战争中的经济实力。战争前，他“务农殖谷，闭关息民”，“闭境勤农，育养民物”；战争期间，也注意“休士劝农”（12），并分兵屯田以增加军粮。他还十分注重兴修农田水利和发展盐铁、织锦、建筑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的物资保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诸葛亮大力进行“治戎讲武”活动，通过严格的训练和管理以增强蜀军的战斗力，在军队的训练、营阵的布防、军械的制造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效。
孟达是在荆州之失时害怕刘备追究责任而降曹魏的，受到魏文帝曹丕重用，为新城郡太守。曹丕死后，他“心不自安”（13），诸葛亮于是“阴许”他归蜀。在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规划中，从新城郡的上庸出兵的蜀军勉强代替了“隆中方略”中的荆州之军。从上庸出兵的蜀军可以一举切断洛阳与长安的联系，让魏都洛阳受到极大的威胁，甚至被迫迁移都城（关羽在荆州势力鼎盛之时曹魏便有此动议）。倘若如此，蜀汉即可在北伐的政治声势上，取得绝对优势；倘若再能攻占长安，就能进一步取得凉州和雍州。这于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统一战争，是相当有利的。诸葛亮从上《出师表》到屯军汉中之后，约有一年的时间并未采取任何具体的军事行动，这是不合“兵贵神速”的用兵原则的，其原因就是在等待孟达的归蜀准备。
应该说，诸葛亮在上《出师表》准备北伐时，是抱着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的。我们可以姑且将这称之为诸葛亮北伐的“最高理想”。北伐的战略规划从以蜀后主名义下的讨魏诏书中可知，伐魏是下了全国动员令的，诸葛亮有“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去“除患宁乱，克复旧都”；有孙吴的配合，“潜军合谋，掎角其后”；有凉州诸国“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14）的支援，北伐怎能“不效”呢！所以，诸葛亮敢“立”“军令状”。
可是，孟达归蜀之心过早暴露，又在防备上掉以轻心，被都督荆、豫二州的司马懿打了个措手不及。孟达兵未动便已失败，再次让诸葛亮两路出兵的战略规划付之东流。诸葛亮不得不再次调整自己的北伐战略，孤军出祁山。当然，首次北伐仍是兵分两路，一路以赵云、邓芝为疑军，扬言从斜谷道去攻打郿县，另一路则由诸葛亮本人亲率主力大军向西北去攻打祁山。在取得陇右之后，大军直指关中。然而，街亭之失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军回汉中。“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自此也只能成为理想。
四． 夺取凉州是诸葛亮北伐的现实目标
诸葛亮的首次北伐，应该说机会最好，希望最大。曹魏的关中兵马大部分被诸葛亮用一支偏师牵制在东边了，诸葛亮趁机率领主力大军由西向北直攻祁山。这支经诸葛亮严格训练的蜀汉军队，“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一时军威大振，使曹魏朝野为之恐惧。当诸葛亮顺利进入山时，兵锋所至，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叛魏应亮”（15）。然而，因为错用马谡，导致街亭失陷，蜀汉北伐之军全线败退。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倘若蜀汉的北伐之军能够从孟达的上庸出一支直逼魏都洛阳的奇兵，倘若不因错用马谡而失去街亭，诸葛亮北伐的结果必定大不一样则是可以肯定的。
大约就是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此后，他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北伐，但是，他已经发出了“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观也”（16）的感叹，这与《出师表》中“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坚定信念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他的北伐战略虽然始终放在关中一线，却是从凉州绕一大圈的稳步推进，不再采取大的战略行动。这实际上无疑于宣布，“兴复汉室”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罢了。
尽管如此，诸葛亮并没有放弃北伐，仍然坚定不移地继续着这一事业。不过，他的战略目标是有所改变的。按照军事常识，一般有效的攻击者，都要比防御者多出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孙子兵法》上便有“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说法。蜀汉的兵力、财力都比曹魏少，却以攻击代防御，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长途远征，这几乎是自掘坟墓的战术。诸葛亮坚持这么做，比较合理又可能的解释，就是他除了“兴复汉室”这个北伐的“最高理想”外，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那就是夺取凉州。其实，不论是想有效防御蜀汉的安全，或是想找机会击败曹魏，甚至恢复汉室，诸葛亮都必须占领凉州。
早在“隆中方略”中，诸葛亮就提出过“西和羌戎”的主张。刘备东征失败后，荆州是确定已经夺不回来的了，只凭益州一个州，蜀汉政权随时都像处在风雨飘摇中，因此诸葛亮必须尽快再找一个足以真正维持三分鼎立局面的管辖州。而最有可能的，便是攻占新由曹魏所统辖的，但却是曹魏政权中最没有威胁，防守力也较弱的凉州。
凉州为西汉所置，是汉武帝时的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治所在陇县，三国时魏移至姑臧，辖区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陕西定边、吴县、凤县、略阳等县。这些地区都是在曹操晚年才并入管辖的。关中及凉州军团的名誉领袖马超在被曹操击败后投奔刘备，受到重用。马超和仍然留在该地区的地方领袖间颇有往来；马超病逝后，其弟马岱仍率领其旧部。因此，凉州军民对蜀汉政权的印象相当不错；而曹魏政权的统治者，反倒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相当头痛。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大军一到，凉州的三郡立即叛魏附蜀，即是证明。
诸葛亮的北伐，若能顺利地攻占凉州，关中便在掌握中。凉州兵马充足，关中粮秣丰富，都是长期作战所必须的资源。南中、蜀中、凉州、关中，如能全部纳入蜀汉的统治，那么长期对抗曹魏所需的兵源、财源和粮秣，便不再是头痛的问题。首先是实力可以大增，改变蜀汉在三国中的劣势。其次是便可联合孙吴分别由西北、西南、东南夹击曹魏，尤其是曹魏的京都洛阳，将会受到直接威胁，对曹魏政权的民心士气有很大打击。诸葛亮北伐的最高理想，遥远而不可及；现实目标，却是正确而可行。只可惜，首次北伐的失利，使诸葛亮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此后，曹魏方面对诸葛亮的进攻作了精心防备，诸葛亮也就回天无力，连最低的夺取凉州的现实目标也难以成功了。
注释：
（1）（15）《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4）（6）（1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魏略》。
（5）（12）《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7）（8）据章映阁《诸葛亮新传》第267页、第2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
（10）陈文德：《诸葛亮大传》第427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4年版。
（11）《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郭冲四事。
（13）《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1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