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第八个矛盾：陈寿本人，也是本文的重点。剖析受到客观环境制约的陈寿矛盾心理，从而理解《魏延传》的写作方法，进而更彻底明了魏延被谋杀一案真相并非仅仅为少数人所能掩盖，而是社会历史的必然。
“齐史三死，董狐直笔”，一向被史家看成治史原则、史家人品。我认为此说不够客观，缺少发展眼光。哦，闭着眼睛、捂着耳朵，不问主客观条件如何，有什么材料写什么史书？等你眼一睁，皇上来火了，叫人一棍把你敲死，你的史记就能流传下去了？或叫你家老二老三接着写，死完了，皇帝心就软了，就能流传千古了？这大概是原始皇帝：心软。后来的许多皇帝，你就是全国的史学家全跑去给他杀光了，不满意还是不满意，皇帝的劣迹、朝廷的劣迹还是不能写！社会在发展，皇帝也在“进步”啊。
这样一来，你的“三死”、“直笔”，除了让你的书被撕了烧了以外，什么也没有烙下，又对后世有何益处？面对客观有利不利条件，运用种种语言文字技巧，把历史的真相用各种表现手法正、反、侧面表现出来，这不好吗？非要瞪着眼睛直说皇上、朝廷的“隐私”，给皇上把屁股打烂了、书撕了，这才是好史家？书都撕了，没有著作，劣史家都评不到啊。
我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魏延事件的记载手法悟到，就如同傅斯年先生说有史家：“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人”《傅斯年全集》。陈寿就是这样记述魏延事件的史家！他记载的许多假东西，并非是魏延案件实景，只是朝廷的官方史料作假，他不便直说（估计皇上会用棍子敲他），而是用种种矛盾笔法排布史料，突出事理逻辑的不合理，漏洞百出，让寻找真相者起疑。至于后人一时看不出来，也是他的表层目的：随便就能看出来，那还不如直说啦。
本来我也认不清陈寿的真意图，以为时过境迁，他总会搜索听到些魏延事件的非官方野史传闻、资料，只是不明了确切真相不敢采纳。当后来看到《谯周传》里这段史料：“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时，感到非常吃惊。谯周不就是陈寿的老师吗？谯周“速行得达”诸葛亮的发丧地，那不是完全知道魏延案件的真相么？陈寿与谯周相处五十年，怎么着也有机会把魏延事件的真相问个明白，怎么把魏延事件写得这么“别扭”呢？其中有“鬼”啊。
这里我又要重复一下题外话：“把握住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是先在任务。只有把握住人物的各种“维度”（出身、经历、知识、经验、才干、性格、人生观世界观、现实目标、所处环境、客观条件……等等），论人与知世融合，才能看清他们的行为现象背后的思想意图。历史人物当然包括史书作者。以下我根据史料，揭示陈寿写魏延事件的“别扭”心态，以供研究。陈寿“反向解说”魏延事件的原因有N条：
1、魏延事件从案发到陈寿写《三国志》已有四五十年。定案的是蜀国朝廷，当然是后主刘禅拍板。陈寿写完《三国志》时刘禅已死，但其“子孙（在晋朝）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后主传》，这是一股强大的官场势力！他们会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么？不会到晋朝皇帝那里告发陈寿诬蔑后主吗？
2、还有：“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并封列侯”《后主传》。陈寿写《三国志》时虽然晋已统一全国，但前三国人物关系犹存。蜀国投降后，蜀人在晋朝做官的很多，许多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在晋朝为官、为将，他们能允许陈寿揭露真相，为魏延事件翻案么？不会在晋朝官场非议？至于《魏略》等其它非蜀国的“野史”，那是“敌国传闻之言”，“必是胡邹”，自然不被蜀人看重。
3、那些魏延案件的受害者、被诬者人数众多，其后人见到陈寿揭露魏延案件的真相，能不起来和魏延案件制造者的后人（更多）闹事么？古人对于家族名誉很看重，其先人受辱，后代复仇心理很重。关羽斩庞德是为国家争斗，四十几年后，“庞德子（庞）会，随钟（会）、邓（艾）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三国志·关羽传·蜀记》。 如今这些人（实为无辜者）将为陈寿一语，结为两派对立面，一方感到先人受侮辱，要保过去结论；一方要照陈寿所说真相为先人申冤评理。可以预料，争辩是常事，由此引起蜀地多处械斗，也非无有可能（如岳飞和完颜宗弼的现代后人之间）。而且这些刘家、杨家、王家、马家、费家、姜家、蒋家、董家……这么多人家的子孙，些许找到陈寿家来论理，陈本人与家族也会不得安生。
4、晋朝君臣也会怪罪陈寿“礼亏”：你陈寿本是蜀人，连蜀国你都不说好， 尽找一些“野史”、“传闻”来骂过去蜀国的朝廷、上层人物，你还能忠于晋朝？为尊者、亲者、贤者隐讳，这是封建礼规常识。若蜀国官方资料里有完整的真相材料，陈寿则可以理直气壮地直接写出这一段真实历史，别人亦无话可说矣：官方资料。官方资料是“权威”，问题是真相资料不足，无法制作“写真集”。
5、陈寿现时在晋朝做官，陈寿之文若惹恼了蜀地民众互斗、告发，有何理由向朝廷交代？陈寿本人因性直言露，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当世权贵，曾数次在蜀、晋官场遭贬。“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晋书·陈寿传》。“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晋书·陈寿传》。陈寿“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华阳国志·陈寿传》。此次如又直言不讳，引起官讽民仇，则对晋朝的社会安定不利，当遭晋朝君臣非议和严惩。
6、《三国志》因此将付之东流水焉，陈寿的辛勤劳作将永不为人所知！“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晋书·陈寿传》。以上种种事理，陈寿能不加考虑吗？为避免百姓互仇，与自己遭非议而被损折，陈寿在历史的现实环境条件制约下，采用特殊笔法，“反向解说”魏延事件，既为“宜深慎之”的表现。
陈寿对于“不能说”的史实，有“正写”、“侧写”、“反写”、“散写”（分散在多处）、“不写”（宁愿不写而不愿作假，如诸葛亮的发丧地，晋代魏的一些细节）几种笔法。陈寿关于魏延事件的写法是“反写法”的典型：无法写实，则突出真假史料的自相矛盾和错误、漏洞。而从陈寿的史料裁剪、词句用法，应能看出他对魏延案件的认知倾向：
对于魏延性格只用“性矜高”三字而无更多贬义。又以一段“天人感应”之象，表示魏延是被动遭凶杀：“出亮营十里，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其中并无作恶遭谴之意。
对杨仪是以“性狷狭”、“不假借（容忍）延”、“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恨望”、“复上书诽谤”等等资料、词句，表现杨仪的狭隘复仇性格。又以一段“天人感应”之象：“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表示杨仪该当如此，并无有功受冤之情。
陈寿对于魏延案件的起因结果，用了两个“天人感应（古人相信这一套）”判决以示后人，这在《三国志》中极少见。难道又是“偶然”取舍？只能说是谁有冤谁有罪，陈寿心中有数，拐弯抹角，以表其意。史料不会自动跑到史书里，留哪个、取什么，都是作者对历史认知意图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