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力上的差距悬殊和政治上的君昏臣暗，虽说以其局促一隅的积弱态势，没有大智慧是无力回天的，然而，综观姜维的作为，却是有意无意中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
一、不识时机，盲目北伐。提到北伐，很多人就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否定，说什么劳而无功，空费国力等等，其实掌握时机的北伐是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的。诸葛亮出祁山，其目的在于蚕食雍凉，壮大自己，削弱敌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首度北伐因失街亭葬送大好形势。此后，除了以其自身能力而存万分之一侥幸外，最主要的意图变为干扰魏国，破坏其国力发展，否则以双方悬殊实力基数，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观曹魏每次只能以三五万人应付，无法以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一举破敌，且其国内对兴师出兵的担忧不满之声时有所闻，可以说基本达到战略目的。
然而，自蒋琬执政以后，十二年间，只一次雷声大雨点小的行动外，再无所作为，除了因“实不如前人”的担忧外，其对北伐的积极意义也认识不足，导致给了魏国休养生息的机会。特别是陇右地区，有了大量驻军的条件，不需每次再从中央增援，吕蒙劝孙权取皖城时所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正是这个道理。到了费祎掌权，曹魏不仅有余力应变，在陇右也屯集了精锐的郭淮、邓艾兵团，北伐时机已经不复存在，其对姜维的节制可谓无心办了好事。
但是，姜维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心只想效仿诸葛北伐，完全不顾形势的变异，九伐中原，虽偶有小胜，只是在给魏国搔痒而已，而自身的损失却极大，把国家搞得疲惫不堪。此时最佳选择无疑是休兵劝农，待机而发，至不济也可延长蜀汉政权的寿命，但姜维知进不知退，观其兴师之频，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为北伐而北伐，说他根本就毫无战略局面的敏锐嗅觉一点都不为过。
二、只知军务，不知政略。蜀政腐败昏暗，罪魁恶首当然是黄皓了，至于后主，不论是诸葛亮，还是蒋费姜执政，从没见其扯后腿、穿小鞋的举措，有也是因其朱紫难辩，纵容维护之过罢了。但是黄皓为何能够把持朝政、朋党为奸呢？蒋费时期可没见此，只能说明姜维的政治上的无能。
姜维虽说是个外来的降将，但却深受诸葛亮赏识，不能说其毫无政治背景，而蒋费对他也是极力栽培，并把执政权利也交给了他，而观其权力的顺利移交，蜀国的上上下下应该也都支持认可。
政务总要有人治理，权势也总有人觊觎，姜维只顾领兵在外，可二三十来年却没能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政治精英，被人把权力掏空，并据此走上邪路。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后院起火，还谈什么北伐恢复汉室。
而其军权在手，不知道“枪杆子出政权”的道理，不能大刀阔斧，匡政局、正视听，只是避祸沓中，种麦娱生，当一个甩手掌柜，还给敌国攻击之隙，误己误国。
三、铤而走险、志大才疏。说到魏国攻击，不得不提及“实兵诸围”和“敛兵聚谷”的争论，我认为形势不一，王平的兴势之役的战法已不可取，理由有三：一是此次魏国准备期年，不似前次的仓猝出动；二是姜维兵力不足，后方不稳，且无前次费祎的大举增援；第三最为关键，是此次多了邓艾的陇右兵团攻击阴平左翼，在汉中外围拒敌的设想不可能实现。
但是，姜维在知道魏国将要入侵大半年，却依旧羁留沓中，远离主要战场，应变迟缓，不仅导致被邓艾追击，至有强川口之败，损兵折将；而且轻易丢失阳安关，让魏军得了大量补给，战略意图也全盘落空，即使钟会攻剑阁不下而粮尽退兵，由于与汉乐二城距离很远，无法充分配合，追击战果也不可能很大。最后是致东汉时期的经验教训于不顾，疏忽了阴平小道的防御，给了邓艾偷袭成功的机会。
读演义看到姜维仰天大叫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和其“胆如斗大”，深深为那股悲壮之英雄气而感动。但细思之下，姜维荷上将之任，董督一国之政，既无力保住弱蜀，却有着许许多多的战略错误，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