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黄仁宇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587年3月2日，因为有谣言称皇帝将举行午朝典礼，明王朝的大小京官齐集皇城之内，一时混乱非常。24岁的万历帝大为震怒，他下旨将全体京官罚俸两月，以为惩戒。黄仁宇如此解释年轻皇帝的怒气：在一个技术上极为粗率、人口基数又异常庞大的帝国，“礼仪”可以替代精细的预算体制和复杂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等级尊卑和建立认同来维持政权稳定。现在一众官员自相惊扰、狼奔豕突，实在不成体统，可能给庶民带来不佳的示范；故其虽未造成实际损失，惩罚却倍于往常。
三百年后，另一个年方19岁的青年接手了曾令万历帝头痛不已的江山。他的才智和机敏据说不如那位前朝君主，但果决绝不在早年万历之下。登基不到9个月，以“咸丰”为年号的新君主就罢黜了庸碌贪渎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并把力主“款夷”、被斥为汉奸的耆英革职，大有中兴气象。尽管太平天国、捻军等蜂起，但皇帝既已显出慎勤的明主姿态，安内想来只是时间问题。至于这番励精图治的目标，和万历时代倒也没有太大分别，无非是复兴以“礼”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安定社稷。
然则1850年代的满清政权，需要面对的不仅是一群遵循与他们大致相同的政治理念的流寇。在洪秀全的天兵天将席卷长江中下游的同时，一支来自欧洲的舰队也于广州再度启衅，欲使1839-1842年战争后成为事实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进一步明确化。不幸的是，咸丰帝似乎并不了解、也不屑于知晓“洋夷”和“发匪”的本质差别，他那套以“礼”为中心的战略缔造信条具有解释一切的效力，自然也被用作“抚夷”的指导方针。于是，在古老帝国的大门已经被坚船利炮攻破后约15年，西方国家眼中重于泰山的利权依然被当成仁慈的象征随意施给，在外人看来只是琐碎细节的入城、遣使、驻京等事则因悖于礼制，成了朝廷眼里的洪水猛兽，万万不可让步。这便是1856-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缘起，而咸丰帝在此次战争中的全部决断，极好地展示了不良的知识结构、思维惯性和传统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不过咸丰帝本人并不在乎这一切，他在战争结束后一年驾崩，把改变的责任留给了后人。
广州：想进？不让进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诱因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尾巴”—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的寄居问题。《南京条约》正本含混地承认了这项权利，但对细则交代不明：中方认为英商及其眷属可以在各口岸的港区居停、但不得入城，英方则坚持要到城邑之内活动。咸丰帝及其办理涉外事务的首席代表两广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认定：夷人入城事关中外大防，使其与士民杂居，不独有损天朝体面，亦可能淆乱人心。在两广总督的驻节地广州，官府默许士绅煽动排外情绪，引发了1849年的反入城风潮。
英国政府对反入城的深层缘由似乎不甚明了，在他们看来，既然争执之起始于《南京条约》的善后不良，那么择机将关于入城的条款明确化即可。1854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利用美国和法国在1844年签署的条约将满12年、应行修订的机会，援引“一体均沾”条款，寻求签署关于入城问题的新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当然知晓，入城的命门在于有悖礼制，断无商量的余地；但这位能干的官僚老于世故，认定自己可以靠中国官场的羁縻功夫来应付洋人。对登门要求修约的包令，他时而闭户称疾、时而佯称繁忙，避而不见；万不得已见了面，则温言宽慰、顾左右而言他，唯独对修约这件要事不置可否。包令无可奈何，只得与美法两国使节乘船前往天津，在海河口外呈上18条修约要求。但叶名琛早早呈了奏折给皇帝—洋人借口修约，意图不明；在剿灭“发匪”正值紧要关头之际，怎能让这点小事惊动了圣驾？莫若将其打发回广州，管保万无一失。于是，咸丰帝果断地驳回了洋人的提请，把他们打发回南边。一来二去，这种不接触、不承诺、不负责的伎俩居然争取到了两年的时间。
1856年10月，修约的最后期限已至，叶名琛依旧在消极抵抗。包令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按捺不住了，他们让东印度-中国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派3艘炮艇驶入珠江，炮轰广州城，并遣2000名士兵登陆，占领了总督衙门。但这次行动事先没有征得伦敦的同意，调用的兵力不多，英军在攻破虎门和省城周边炮台后就止步不前。逃入旧城的叶名琛则依旧拒绝修约，他以一副义正辞严的腔调宣布中止中外贸易，作为对洋人的惩戒，并怂恿市民焚毁了十三行街的外国商馆。至于对咸丰帝，他自是谎报了各种“大捷”以邀功请赏。
1857年春夏之交，英国下院在对华用兵问题达成了一致，帕麦斯顿首相委任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为全权代表，指挥对广州的示威性进攻。随额尔金前往华南的有大小舰船44艘、官兵近万人。额尔金在当年12月12日给叶名琛发去一份照会，限定后者在十日内答复关于入城、修约、赔偿被焚商馆损失在内的多项要求，哪知叶名琛的耳目远比他机灵—早在7月份，这位聪明的总督在香港收买的探子就报称：英人在上一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了惨败，新近又为印度兵变困扰，政府即将垮台。事实当然是与这份“情报”截然相反的，但在当时的叶名琛眼里，额尔金的通牒恰恰是一种佐证：英人准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才会虚张声势的！于是他既不谈判、也不备战，只是复信拒绝对方的要求。现在，叶名琛已经开始坐等对方悻悻撤军了。
12月28日拂晓，英法联军20余艘舰艇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广州城，随后海陆军5600余人登陆。战事在两天内就结束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被押往加尔各答，此公以“海上苏武”自命，日诵吕祖经不辍，越明年而亡。巴夏礼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这个抵押品，一直维持到1860年。
结束对广州的进攻后，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草拟了致北京的照会，宣称愿意在上海谈判修约，要求中方派出全权代表。但咸丰帝还是那句“粤事应归粤办”，要他们去和叶名琛的继任者、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交涉，显得极不耐烦。英法使节乃会同美俄代表，于1858年4月乘舰北上，在天津投递了要求谈判修约的照会，限定六日答复。直隶总督谭廷襄清楚咸丰帝的脾性，自然未敢应允，于是英法舰队在5月20日发起了攻击。当天中午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帝不得不派东阁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与众夷展开谈判。6月下旬，中方接受了四国代表的全部要求，与其签署了《天津条约》。四国除获准派公使驻京外，还得将通商口岸增加为十口，外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皆得自由，关税每十年协定一次，中方同时须赔偿英国军费400万两、法国200万两。联军随后撤兵南返。
大沽：换约和与战
对咸丰帝而言，1858年的城下之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洋人不仅得以入城，还能在中国内地自由行走。更可恶的是，这帮蛮夷居然还要驻节在京，以西方礼节觐见皇帝本人：这岂非置宗藩尊卑于不顾？年轻皇帝的脑子里满是“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的古老礼数，中国在名分和威望上都应是四海共主，是朝贡体系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中心，岂可与洋人平起平坐？他的脑海里闪过“礼崩乐坏”四个字，开始后悔了。
为了挽回这项大谬，在1858年10月进行的关税细则谈判期间，咸丰帝突然做出一项惊人指示：如果英方愿意放弃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沿岸开放、赔款这四项于“天朝体面”损害最大的条款，中国可以免除所有进口洋货的关税。73岁的桂良被皇帝的主意吓了一跳，他深知西人绝不可能推翻四个月前刚刚签字画押的条约，对皇帝的“慷慨”也不会有任何感恩。他根本没有把这个馊点子拿上正席，只是隐晦地暗示英国代表：如果能把公使的常驻地由北京改为上海，皇帝在利权问题上将更好通融。英国人也便顺水推舟，同意将公使改驻上海，但有事时可随时进京。关税比率被确定为值百抽五，各细则在《天津条约》缔结一周年之际，经正式换文开始生效。
时间过得飞快，1859年6月很快就到了。额尔金的弟弟、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赖特-布鲁斯和法美两国代表乘着军舰抵达上海，通知桂良自己将前往北京换约。然而咸丰帝似乎打定主意不想见这三个蛮夷，他授意桂良传谕给布鲁斯，要后者在上海换约，当然遭到拒绝。6月20日，在英国东印度-中国舰队20艘军舰陪伴下的三位公使抵达白河口，要求中国守军拆除河口的档栅，让换约代表登岸。咸丰帝在相距不过一日路程的北京磨蹭了整整四天，才于24日“恩准”对方在限制人数的情况下由北塘后路进京。然而布鲁斯的耐性已经耗尽，25日上午，在直隶总督转呈的上谕送到他手里之前，他就命令海军少将何伯对大沽炮台发起了进攻。
出人意料的是，1859年的大沽之战成了晚清对外战争史上难得的大捷。督办天津防务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重建了前一年被联军击毁的炮台，装上40余门新铸的铜炮和洋式铁炮，又在河道内设置了由木桩、木筏、铁索、格栅组成的防材。而英军因为河道狭窄，只派11艘较小的木壳蒸汽炮艇闯入河口求战，遭到两岸炮台集中轰击，有4艘沉没。日落后，幸存的炮艇拖着载有陆战队的舢板在炮台前方登陆，却因为滩头落潮，陷于泥沼和壕沟之中，再度为清军痛击。到午夜何伯下令撤退时，英军已有81人战死、345人受伤，法军死12人、伤23人；清军仅阵亡官兵32人。
咸丰帝受到莫大的鼓舞，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兼办理各国事务钦差何桂清，称朝廷决意尽废上年中英、中法条约；倘两国尚能“悔悟”，中方将按中美条约之款目及换约模式，由两江总督与之另订新约，并在上海换约。这实际上退回了一年半以前的套路，即既不允入京换约、又不予直接接触，而刚刚于1859年6月第二次组阁的帕麦斯顿势必不能接受。于是额尔金受命使华，率一支由7艘蒸汽巡洋舰和34艘炮舰组成的舰队去进行讹诈。英方开出的新条件名目繁多：中国政府须为大沽之战作出道歉；应准许英法使节乘本国舰船抵达天津并入京换约；《天津条约》应予完全实行，其中关于赔款的条款继续有效；中方须为大沽之战的破坏另行赔款。中枢对此不置可否，于是战端再启。
1860年8月1日，英法两国舰队又一次抵达天津外海。英国舰队除海军主力外，还搭载着多达11000人的陆军部队；法国也派出舰船40余艘，陆军6700人，而僧格林沁部署在大沽的守军总共只有10000人。为了避免纠缠，联军干脆在大沽以北的北塘登岸。整整十天时间，僧格林沁都在等待对方进攻大沽，根本没有料到对方会从北边突然发起攻击。8月12日，8000名联军在新河逐退了2000名清军骑兵；21日，2500名联军在炮火掩护下攻占大沽北岸，僧格林沁为保存实力，下令南岸守军撤往通州。次日，英国舰队安然驶入白河。
联军在北塘登陆的同一天，直隶总督恒福按照前一天寄来的谕旨，请美国公使居间调停。此人全然不提咸丰帝“尽废条约”的表态，大讲要英法“按照贵国上年之例，进京换约”，似乎只要两国使节愿意按中方在前一年6月的设计，由北塘进京换约，1859-1860年围绕换约问题发生的一系列战事就可以一笔勾销。美国人多半觉得在兵临城下的关头谈什么“进京换约”过于幽默，于是“并无言语”。但中国式的幽默还不止于此，到了8月16日，咸丰帝居然下了一道上谕，要正在津南咸水沽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兼程前赴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英法一侧对此哭笑不得，只能以文俊未奉到全权头衔为由，把他打发了回去。
北京：圆明园的悲剧
8月24日，上谕指派两年前主持《天津条约》谈判的桂良偕恒福为钦差大臣，往天津交涉停战。英法无意再费口舌，直白地要求清方全盘接受之前的新条件。桂良随后又报称，英法拟各派兵四五百人护送使节进京换约，并先遣数十人来京物色住处。这又一次触着了咸丰帝的痛脚：他最痛恨的就是西人进京换约这一条。于是，皇帝一面恐吓桂良“不准以顾大局为词，再行渎请”，一面要他“务令该夷先将兵船马队全行退出海口，并不准多带从人，方准来京”。不料英法窥得桂良不敢做主，索性认定他的钦差身份名不副实，下令中止谈判。咸丰帝只得再度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军机大臣穆荫为钦差，赴通州与联军交涉，同时在9月初三次发布准备决战的上谕，做谈判破裂的打算。
通州交涉的一波三折很好地反映了中西外交在理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咸丰帝在派遣载垣出京时，曾谕令“如再有要求，可许则许，亦不必请旨”，而载垣在通州见到额尔金的代表巴夏礼和威妥玛时，也表现得极为客气，全盘接受了各项条件。至于英方提出的带兵护送使节上京，中方做出妥协，同意额尔金保留不超过400名卫弁。但咸丰帝毕竟也有“万难允准之条”，比如他对英使“长住京城及随时往来”就持明确的抵制态度，要求“均作罢论”。因此，当载垣一行在9月17日再度会晤巴夏礼，接受后者呈递的法国续议条件及额尔金的新修正案时，矛盾马上就激化了：额尔金要求“互换和约时，所有国书须亲呈大皇帝御览”，“玺书亦应交本使带回呈递”，为之前所未闻。
载垣的反应是采纳咸丰帝在他们出京前想出的“妙计”—皇帝在展示过他的幽默感之后，又生出了更发散的思维。他宣称：英方先遣使节巴夏礼“系该夷谋主”，一旦谈判破裂，载垣应“将该夷及随从人员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简言之，要借扣押谈判代表来要挟联军方面就范。且不说巴夏礼的权限和影响力远没有清方臆想的那么大，南宋末年贾似道私扣元使16年，后元军倾巢南下、一年即灭南宋，分明是血淋淋的前例。然而载垣受了这番怂恿，居然真的在18日上午命令僧格林沁逮捕巴夏礼一行39人，解送北京收押。
巴夏礼等人被捕后，联军主力马上开始朝张家湾进军。21日，僧格林沁的35000名马步军在八里桥被联军的阿姆斯特朗野战炮打垮，伤亡1200余人。这位主战最力的王爷马上照会英方，大谈“我两国原无深雠大恨，无论如何用兵，终归和好”，似乎自己格外热爱和平。咸丰帝则在惨败的第二天出奔热河，把27岁的皇弟、恭亲王奕訢留在京城“督办和局”。奕訢本来还想用39个人质和额尔金讨价还价一番，但10月6日，联军已经进抵北京的安定门和德胜门，奕訢和他的岳父桂良匆匆避往卢沟桥，临行前释放了巴夏礼等8人。13日联军入城后，发现在通州被扣的39人已有20人被清方处决或病死，为惩戒咸丰帝的失信，英军第1师于10月18日纵火焚毁了圆明园。
至此，清方已经无牌可打。10月24日和25日，回城的恭亲王在礼部大堂分别与英法使节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署了新的《北京条约》。与两年前的《天津条约》相比，中方付出的赔款总额由银600万两增加到1600万两，被迫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允许自由传教并发还之前没收的天主教教产，英国还割得九龙司地方一区。为酬谢“调停有功”的俄国，中方又付出了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此时此刻，蜗居在热河行宫的咸丰帝已经完全丧失了昔年励精图治的气象，仿佛是为了自暴自弃，29岁的皇帝开始寄情声色，以醇酒妇人自戕。当然，另一种解释可能更说得通—他深知回銮北京后势必要和获得“亲递国书”资格的英法使节打照面，与其屈辱地面对国将不国的现实，不如逗留在热河，以宴饮和放纵消耗所剩无几的健康。1861年8月22日，30岁的皇帝如愿以偿地驾崩，终其一生也没有会见过不愿“跪拜如仪”的洋夷—站在他的角度，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