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豹，1916年冬出生在福建省仙游县城东镇土寨村。出生时，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歌声，而是寒冷、饥饿和父母亲无奈的叹息声。富人家添丁欢欢喜喜，大摆宴席；穷人家生子欢乐之中却带着忧愁。为了维持生计，父亲起早摸黑租种地主的土地，母亲克勤克俭哺育幼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孩提时期的张元豹非常体谅父母的苦衷，自觉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张元豹非常羡慕那些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但他深知自己的家境，不敢向父母提出上学要求。后来在亲人的资助下，张元豹才实现了上学的愿望。
1923年，张元豹在家乡的小学读书，由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未念完小学，便提前进入仙游公立中学就读。在学校里他朴实寡言，不苟言谈，但与同学的关系却十分融洽，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阿豹”。有一次劳动课，老师不在场，一些同学趁机偷闲嬉闹，而张元豹却不声不响，挥舞铁锄，动作利落，半个小时就将凹凸不平的操场修平了一大片，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
张元豹从小就善恶分明，且极有主见。他在上中学时，学校紧靠西门兜城墙，城墙外就是西门兜刑场。每当西门兜刑场行刑时，许多同学就好奇地爬上城墙观看行刑，而张元豹却平静地对同学们说：“被枪决的都是农民，有什么好看的!?”当时，学校隔壁是仙游较著名的王元龙占相馆，同学们有空时就去旁听和观看占相，还把占相术渲染得奥妙神奇。而张元豹却说：“我不相信，哪能一相定终生，一占知休咎呢?”
初中毕业后，张元豹进入仙游县中附设的高师班读书，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只能且耕且读，每天早晨上学前和下午放学回家后，都得去帮助父亲耕作，年长日久，从无间辍。1930年高师毕业后，到革命气氛浓厚的仙游坝下小学任教。他很快参加了革命互济会，并积极参与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农运工作。1932年，张元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调到中共莆属(闽中)特委机关工作，当时特委正在组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便安排张元豹在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工作。1934年3月，中共莆属(闽中)特委又委任张元豹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除了负责莆、仙两县团的工作外，还兼任农运工作。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破获，市委书记陈之枢等人相继被捕叛变。由于莆属特委隶属福州中心市委，所以，福州中心市委的暴露，立即波及莆田、仙游两县中共地方组织。叛徒马上率宪兵从福州赶到莆田、仙游，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致使莆仙两县的党团组织在短时间内均遭严重摧残。张元豹因事前不知消息，结果在莆田郊区廷寿村被捕。在宪兵押送张元豹回莆田城里的途中，他趁群众围观之机，迅速撞倒宪兵后逃入人群。宪兵见状立即鸣枪示警并奋力追赶，一时秩序大乱，人马混杂，加上宪兵系外地人，人生地不熟，而张元豹轻车熟路，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并连夜逃回仙游。由于仙游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张元豹通过亲友的帮助，秘密离开仙游前往厦门，又从厦门辗转到新加坡，最后漂泊到马来亚霹雳州把巴埠的华侨小学任教。
作为共产党员的张元豹，身在海外，但心系祖国，时刻注意闽中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仍然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在1935年到1936年间，张元豹经常撰写进步文章，投稿《中华晨报》副刊，因而结识了一批有志之士，并同马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中华晨报》的主编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革命工作。同时，张元豹还同从闽中逃往马来亚的其他中共党员取得联系，同他们一道撰写时论和具有革命内容的文艺作品，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时报》等报上刊登进步文章，扩大革命思想的影响。
1937年上半年，中共闽中特委遭破坏，闽中特委的主要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元豹获知消息后非常震惊，一方面撰写文章，指责国民党福建当局大敌当前、同室操戈，做了亲者痛、仇者乐的蠢事；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在马的共产党员和同乡会，积极捐款，进行营救。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作为炎黄子孙的海外侨胞也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张元豹辞掉小学教师职务，开始他的职业革命生涯。自1937年下半年起，他天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为祖国抗战奔走在霹雳的各埠之间，居无定所，食无定时，饥一顿饱一顿，当时马共党供给他每月8元叻币的生活费。经济上的困难，并没有影响他从事革命的热情。后来，张元豹应邀兼任《星州时报》驻霹雳州的特约记者，每月增加了二十几元的稿费收入，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证。而当时由于工作实在繁忙，连写稿的时间也挤不出来，生活难以为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张元豹才接受马共中央付给的每月十几元的生活补助费。
1938年秋，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马共中央决定在霹雳州召开抗援代表大会。作为霹雳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的张元豹任务更加繁重，从会议经费、人员组织、会议地点、后勤保障、安全保卫等一系列工作都进行妥善安排，以确保代表大会万无一失。由于张元豹的出色工作，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受到马共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张元豹也因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而被补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从此，张元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按马共中央的分工，负责马来亚的文化界救亡工作，并兼任新加坡的工人运动。
1940年6月，张元豹根据马共中央指示，着手筹备马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于是，他借用了中岭鲁新住宅区的宿舍作为马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址，结果因偶然事件，被英国警探侦悉、围捕。由于当地居民的极力掩护，张元豹方才脱险。1941年，张元豹因长期劳累，积劳成疾，患了肺病，身体每况愈下，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也没有将病情向组织上汇报。后来因身体明显消瘦，并在同志们的一再追问下，张元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肺有点小毛病，没大事”，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1941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的不断扩大，战火烧遍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同年底，日军加紧对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入侵，新、马面临沦陷的境地，整个新加坡的局势不断恶化。为了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驱逐入侵之敌，马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马来亚内地，组建武装，抗击日军。本来张元豹积极要求到内地去搞武装斗争，但组织上考虑他身体不好，决定让他留在新加坡工作，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组织安排。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四处捕杀前马共党员，并株连全家老少。作为马共中央委员的张元豹处境更加困难，他预感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捕和牺牲的可能，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他交待自己的爱人做了最坏的安排。不久，由于叛徒出卖，张元豹的身份已暴露，但因未接到马共中央的指示，又不便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结果，一天，当张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书局看书时，一群军警突然而至，将他逮捕。
张元豹被捕之后，被关进新加坡四排大监狱。入狱后遭受日军的严刑拷打，但他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当时，由于监狱的环境恶劣，张元豹肺病复发，又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加上战乱期间，新加坡闹粮荒。张元豹他们几乎难以吃到大米饭，只能以香蕉皮充饥，不良的营养，加速病情的恶化。在严刑、重病和饥饿的三重煎熬下，张元豹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念念不忘革命工作，通过同情革命的华人狱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党员，要求他们注意隐蔽，并提高警惕，铲锄叛徒，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下半年张元豹在狱中病逝，被埋在四排坡后面的万人穴上。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新加坡也于1945年秋光复。为了探明张元豹的下落，其大妹及同乡四处奔波寻找，但均无结果。
1947年老画家、同乡张霞和原闽中地下党工作者张兆汉先后造访新加坡，寻找张元豹。终于在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了解到张元豹的一些情况，证实“黄石(张元豹)同志，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号伯羔，福建人，一九四二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坚贞不屈，病逝狱中。”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张元豹的革命功绩，追认他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