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钱炳坤，又名钱青，1917年12月出生于杭州。1937年秋进入黄埔军校炮兵专业学习，1940年初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一名炮兵。参加了长沙战役、枣宜会战等一系列对日作战，直至抗战胜利。
我的父亲钱骏是辛亥革命先驱，后在北伐战争期间牺牲。如果不是78年前爆发的那场战争，我或许会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可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命运是与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从复旦到黄埔
1937年，我正在上海复旦大学攻读新闻专业。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日本的疯狂侵略，为了不做亡国奴，学子们响应时代的号召，纷纷报名参军。我也不例外，我年纪轻轻，这么躲下去算什么？一想到英勇就义的父亲，我就坐不住了。1937年秋，黄埔军校从南京迁到武汉，正面向社会大量招生，我赶到武汉，看到贴在街头的招生简章，二话没说报了名。我的名字就是那时候改的，之前一直叫钱炳坤，是家人给我取的。感觉到人生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我把名字改为“钱青”，意寓“朝气蓬勃的青年”。经过一系列笔试、面试和体检，我成为了黄埔军校第16期炮科学员。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伤亡无数，前方正是用人之际，为了尽可能培养更多的军人，黄埔军校也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军校学员的年龄差距很大，有的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初中毕业生。我还记得，军校招生要求中曾明确提出报名者要高中毕业，但实际根本顾不上那么多。为了加快培养速度，原本三年的教学内容也被压缩成两年。
非生既死的残酷
1940年初，我完成学业后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26集团军75军第6师，隶属第六战区，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驻守湖北、湖南、四川一带，我历任炮兵参谋和炮兵连长。现在年纪大了，都已经记不清究竟参加了多少次战争，只记得在长沙战役、枣宜会战等著名的恶战中，我作为一名炮兵，曾多次幸运地避开了炸响在身边的炮弹。
上前线的那一瞬间就害怕了，但是当枪一响，炮一拉，也就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有一位浙江老乡在上前线时，挥手和自己告别的场景。他当时很轻松地和我告别，还约好了回来一起喝酒。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回来的却是他的尸首。牺牲绝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壮烈，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就像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一样。
在当时的战场上，打死一个日本兵，大概需要三、四个中国士兵的生命。我觉得首先是两军装备差距巨大，中国军队极度缺乏重武器和空中支援。我们中央军一个正规师也只有一个炮兵营，12门火炮，大多数是苏联援助的旧炮，而且炮弹不够，用起来“斤斤计较”。而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就有5门山炮，而且还有空中的飞机轰炸，双方装备悬殊，日军的战斗力也是远胜于中国军队。
在湖北宜昌城外，日军修建了很多碉堡工事，日军机枪手在碉堡里疯狂射击，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最后我们的炮兵用德国战防炮才轰下碉堡，打扫战场时候发现，碉堡里的日军机枪手的尸体脚上居然有铁链钉在碉堡上，宁死不退，就靠着一点饭团和水打了五天。
战争的烙印
对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我至今记忆深刻，在和平年代的今天也一定要注意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身”。我们是靠拼命，我所在的第六师，从上海淞沪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两年不到的时间居然补充了三次，而部队补充的前提是三分之一阵亡，这也意味着在两年不到第六师有1万多名将士捐躯。（注：在钱老印象深刻的号称“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枣宜会战，有关资料显示，此役中方54个师约38万人对阵日军约12万人，中方阵亡约3万7千人，日军阵亡约7千人。民族英雄、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牺牲于此役。）
一遍遍地回忆抗战时的一幕幕场景，我就想起战争之残酷、救亡之艰辛，不自觉地眼里隐隐有了泪光。我活了下来，我很高兴，死人不会说话，我活着一天，就要替死去的战友说话，就要讲和战友一起打日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