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是头号大汉奸,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翻开历史这部大书,去认真地阅读它的每一页,每一行。
作为抗战时期的天字第一号汉奸,汪精卫一直以对日本人奴颜婢膝的形象存在于国人的记忆中。然鲜为人知的是,为人们所不齿的大汉奸汪精卫,也有过一段因抗日被逼辞职的往事。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但却在南京中政会上遭到激烈抨击,无奈与行政院长孙科两人集体辞职。在此情形下,1932年1月28日,已下野但仍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主持召开会议,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决议:“一、行政院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
不料,就在汪精卫履新的第一天,驻上海日军海军陆战队在鲛岛大佐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先导,分3路向闸北进攻,稍后更是在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支援下占领通天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此时的日军兵锋直指南京,“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有鉴于此,两日后,国民政府迁往洛阳。也就是在行都洛阳,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发表了其著名的国是主张,谓:“……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翼不失领土,不丧主权。……”
然“一面抵抗”马上被证实为空谈,因为掌握兵权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忙着第四次“剿共”,他虽然在“一二八”事变后即通电“……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还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但却雷声大,雨点小。
汪精卫眼看依靠标榜“愿不计名位、竭诚相助”自己的蒋介石保上海无望,便寄希望于军委里统兵百万的张学良副委员长。他随即以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身份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搬请救兵,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不料,面对汪精卫派来的使者,张学良却答称他遵循既定“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的方针,若要出兵,开价月给饷费500万。在此情形下,亲汪精卫的上海守军蔡廷锴部在与近20万日军相持33天,付出了重大伤亡后,由于寡不敌众,最终被迫撤退。
至于汪精卫满怀希望的“一面交涉”,结果却是5月初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代表重光葵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地区;日本可在上述地区驻扎“若干”军队。汪精卫新官上任,就被日本扇了一耳光,使其在国人面前彻底食言。
还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4月29日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韩国反日志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植田谦吉中将师团长被炸瞎一目,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当时闻此消息,汪精卫自觉羞愧。待协议签订后,他随即于6月中旬携顾维钧、罗文干等一千外交大将先上庐山与蒋介石商榷对策,又飞抵北平会晤国际联盟调查团团长李顿。
汪计划同时督促在北平的张学良做足战备,以便对外交方面施加些许压力。不料空等四天连个面也没见着,称病不见的张少帅正与宋子文夜游北海消夏。于是只得愤愤然南返。行至山东,韩复榘由于受制于张学良,自然不敢越过蒋、张,应允出兵请求。此刻,热河前线告急,汪精卫情急之下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逼迫张学良进兵热河,不想张竞于数天后召开北平政务会议,发表暗示汪无权指挥军事的宣言。
当时张学良的职务是负责保卫热河、察哈尔、河北等地。日本军阀成立伪满洲国后,也将热河划入伪满洲国领域,热河防守遂成反抗侵略的焦点。而且热河也关系着30万东北义勇军的军援运输生命线,一旦有失,东北义勇军势难持久。
彼时的《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撰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确指出:“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汪精卫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就已经决定进兵热河,计划将山西的驻军如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各部,开往热河张学良的地盘,然而却遭到了张学良强烈反对。此刻眼见形势危急,他遂亲赴北平,告诉张学良:“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辈,他拥兵自重,根本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据记载,“汤玉麟早就派代表参加满洲国的建国议会,其部下的两个旅长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诚”。蒋介石也曾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同样对此不懂的汪精卫对于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了,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却无钱可拨。就这样,调兵入热河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但却在汪的一再催逼下演成了一场意气之争。最后,张学良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笔巨额军饷,要求拨款守土,使得汪精卫一筹莫展。
汪精卫走投无路,灰着脸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持局面,蒋却以忙于“剿共”为名拒绝,又不允汪上庐山,终于惹怒了憋着一肚子火的汪精卫。于是,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便突然夜走上海,次日又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蒋介石,声称他自1月28日“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告诉蒋介石他已向国民党中央“辞职”,“拟俟允后即回京在中央党部服务”,要蒋“大驾回京”,主持政务。
汪电一发,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8月7日,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同时致电汪精卫:“东北沦陷,本人应负责任,理应辞职以谢国人,此后政务交北平政务委员会,军事交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分别办理。惟当此国难期间,汪院长担负全国行政重任,不宜以个人细故突然求去,请即打消辞意,继续负责。”
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张学良在接到汪电之后,即还汪一电,对其加以辩护和反驳。张学良说华北税收“支抵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凭”,声称“余自受命任职以来,对于一切军政事务处处请命中央”,试问“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过问,而余不予同意乎”?
而自“痛恨御侮策划难以贯彻而辞职”电文发表后,汪精卫便称病不见客。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和内政部长黄绍雄都避嫌不肯代理院务,而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随后亦通电辞职与汪精卫同去,中央政局已陷入无政府的危险状态。
目睹及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接到汪“辞职”电的次日即急电汪,“值此国难日急,断不能任高贤远引。矧国家大政,端赖主持……盼打消辞意,即日回京”,并决定派居正、何应钦为代表赴沪挽汪。蒋介石也急忙“恳切挽劝”,一方面8月7日电汪,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思想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务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务”;一方面于8月8日电国民党中央挽汪代表何应钦及蒋汪合作的桥梁朱培德,“速行赴沪恳切挽留”,声称“如汪决定不干,弟亦辞职不干”。
不料其后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五十七人公开发表宣言,誓与张少帅共进退,更是将汪精卫逼人绝境。在此情况下,8月22日中常会遂决定:由于汪(指汪精卫)身兼中常会和中政会两会之常委,而两会“又系政治策动中心,端赖汪氏主持策划,职务既极繁重,对行政院之日常政务势难一一兼顾,但行政院又为一切政策之执行机关,院长一职未便常此虚悬”,故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正式人选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讨论”。
这一场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人院,旋即出国;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仍主持华北军政。同样,汤玉麟亦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事对汪精卫影响甚大。待其再度回任之后,便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终于完全改变了立场,日益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在日本“梅计划”劝降之下走上了叛国投敌的不归路,堪为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