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珊，原名许惟豫，学名文弼，乳名显万，1903年7月31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杨集乡许家村一个没落宦官家庭。父亲许菊软，清末进士，民国初年，任国民党湖北省议员，后辞职回乡任教。徐宝珊有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长期受严父的教育和影响，他奋发向上，刻苦好学，受到父母喜爱和乡邻的器重。徐宝珊18岁那年，族里兴力私学堂，乡邻都力举他当教师，徐宝珊就在湾里从业任教。
徐宝珊担任教师后，在教学中极力反对八股文，主张学习新文化，他因人施教，向学生灌输一些爱国、变革社会的思想。村里每逢婚丧嫁娶之事，都喜欢请他去帮忙，他利用这些机会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有一次，湾里许天祥订婚请他写“八字”，他边写边讲一些婚姻不能自主和妇女裹脚的事，用谋事在人的道理驳斥儒家的天命观。许天祥的妹妹许元英，受徐宝珊的影响，同封建礼教作斗争，挣脱了裹脚的折磨和痛苦。徐宝珊因亲近乡邻，湾里老少都非常尊敬和爱戴他。
徐宝珊踏上社会，耳闻目睹丧权辱国之耻，暗暗立志要为改变中国这个黑暗的世道出力。1923年春，他到武汉求学深造，考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
武汉中学当时是宣传革命的阵地，陈潭秋、恽代英、李汉俊、刘子通、黄负生等都在这所中学讲课，宣传革命思想，培育革命人才。徐宝珊亲聆他们的引导下，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向导》、《湘江评论》、《学灯》、《觉悟》等，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他积极投入武汉各界人民罢工、罢市、罢课、游行活动，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反对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反动统治。
1926年春，徐宝珊同一些热血青年一道，回乡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当时，灾荒连年，兵匪横行，捐税繁多，农民苦不堪言。汉川、担山、瑞鹤洲等地已兴起了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仙女区是徐宝珊的家乡，他回乡后，结识了党派往仙女区指导农民运动的省特派员向日升。在向日升的帮助和指导下，他担任了仙女区农民协会秘书。他走村串户，发动农民打土豪、分财产。他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用生动的比喻讲述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的道理。在他的宣传发动下，新庙乡很快成立了农民协会。但他父母不理解他的行动，见他日夜不归，就骂他“野人”、“抛家不顾”，不让他出去。他不顾父母的阻拦，仍然参加农民协会组织的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一天下午，许家村召开骨干分子会议，会上徐宝珊揭露大地主许大双的反对农会，咒骂农会会员的罪行，激动了许家村农民的气愤，纷纷要求除掉这个地头蛇。组织起来的1000多农民，在徐宝珊的率领下，举着红旗，扛着锄头，背着冲担，团团围住许大双的住宅大院，不停地振臂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许大双!”一部分农民砸开院门，冲进屋里捉住许大双，将他五花大绑押到许家祠堂前。徐宝珊站在一张方桌上讲话，揭发大地主许大双剥削压榨农民的罪恶，宣布分掉许大双家的财产，顿时全场沸腾起来，口号声震天动地。大家将许大双戴上高帽，牵着游乡，并点火烧掉了许大双的庄园。农民从这次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加了斗争勇气，农民运动迅速形成高潮。徐宝珊经过农民运动的锻炼和考验，由向日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初，徐宝珊投笔从戎，同魏昌奎等24人一道，被县农民协会选送到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集团军教导大队受训。7月，他随受训人员开往江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作战略转移时，徐宝珊被编到警卫大队，随队南下到达汕头，后因患疾病离队。当他返回武汉寻找党组织时，湖北省党组织被破坏，他只得逗留武汉，伺机寻找同志接上关系。当年隆冬的一天早上，他在街上被四处寻找他的父亲拉住，一同到汉川、云梦、应城三县交界的长江埠王家桥亲戚家中，帮助管账。他父亲把他隐藏在这偏远的地方，感到心里踏实。可是，徐宝珊倾心革命，不畏白色恐怖，仍利用给三庵寺和街上商户写对联的机会，四出活动。后来他与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金秉衡、李向文等取得了联系，便经常装扮成商人、货郎、磨剪刀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7月，原汉川县委书记程棣华、罗四维等人来到川、云、应三县的边界，以汪才清等人在道人桥南开办的“同泰福秀油栈”为中心点进行活动。在恢复桥北、桥南、长江埠、杨家垸、葱担沟五个党支部的基础上，徐宝珊积极协助他们建立了川云应临时县委，并担任县委委员。旋即，县委与省委取得联系，程棣华遵照省委指示，组建汉川中心县委。徐宝珊继续留下工作，担任汉川中心县委执委、川云应县委书记。
1929年初，徐宝珊调省任巡视员。因共青团省委书记万家佛叛变，孝感县党组织和京汉铁路沿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宝珊被派到孝感县领导革命工作。他来到孝感小河后，与孝感县委负责人刘纪堂、卫祖圣等取得联系，在小河东岳庙迅速组建了孝感中心县委，他任中心县委书记。2月，他领导一支十几人的游击队在会亭河、观音岩一带活动。经过秘密策划，他们把小河民团团总叶开文抓住，收缴了20条枪，扩大了游击队，鼓舞了群众。3月，平汉路西季家店农民开展抗租、抗丁、抗税、抗捐、抗债斗争，他派冷鹤皋带赤卫队杀死大地主周精明，打垮季家店清乡团，取得了“五抗”斗争的胜利。为巩固蔡家畈、小河一带根据地，4月12日在毛家垴成立了十二区苏维埃，接着孝感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推动了鄂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
当他在孝感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川、云、应县委被敌破坏，他父亲闻讯赶到长江埠，但他早已离开了。他父亲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在黄陂打听到他的下落。见面时，他父亲再三劝他一起回家，徐宝珊好言安慰父亲，给了几十块光洋的路费，最后说：“您不要再找我，不改变这个世道，我决不回家!”
1929年4月，他以孝感中心县委书记的身份同刘纪堂一起参加了“五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鄂东北特委，他为特委执委。为发展孝感游击战争，他从特委带回30多人的武装到小河，在王家店、小河溪至二郎店、王洋店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
徐宝珊刚来到鄂东北时，正是鄂豫边区人民在特委领导下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时期。随着鄂豫边区工农武装割据地区的日益巩固和扩大，特委不仅要领导击退敌人的“围剿”和“会剿”，而且要排除革命内部存在的不良倾向和干扰。徐宝珊适时向特委提出要建立布尔什维克化的党的建议，并协助特委在反对恐怖，建立铁的纪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委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后，徐宝珊夜以继日地编写党员的教材，起草《党员须知》，举办党务干部学校轮训党的干部，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他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精神武装干部战士，提高他们对党的认识，加强他们的组织纪律观念，纠正了不良倾向和“惩办主义”行为，建立了铁的纪律。党对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领导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鄂东北的艰苦斗争中，徐宝珊经常抱病工作，亲自深入基层巡视工作，参加区、乡、村各种会议，实行面对面的领导，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推行“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重新分配一切土地。土地怎么重新根本法呢?徐宝珊决定到毛畈村调查。这时，他旧病复发，咳嗽十分厉害，连路都不能行走，但他坚持下去调查。通过调查，他认为除满足翻身农民的土地要求，保护中农利益外，还要留一定数量的红军公田，由全村集体耕种，收获的作物全部留给红军使用，这样，既保障了红军用粮，又把“拥红”和“支红”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后来，鄂豫皖苏区土地委员会在鄂豫皖苏区推广了留红军公田的试点经验。
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苏区西征，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空前严重。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担任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的徐宝珊毫不退缩，积极支持正确主张，重新组织扩红委员会，协助留在苏区的鄂豫皖省委重组红二十五军，坚持苏区斗争。他亲自到麻城乘马岗整顿赤卫军组织，动员1000多人加入了红军。红军得到充实壮大，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复苏起来。
1933年初，省委没有因势利导，趁大好形势去夺取更大的胜利，却盲目执行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和错误的肃反政策。他们脱离鄂豫皖苏区斗争实际，无视敌强我弱的斗争形势，作出了“攻打中心城镇，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定，认为鄂豫皖苏区到了“大反攻时期”，一定要夺回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中心城镇。他们集中红军主力围攻七里坪，使刚集结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过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错误地提出“加紧肃反”，使许多优秀干部和战士无辜被杀害，革命面临严重危机。此时，徐宝珊已到省委分管组织工作。他吸取过去执行错误路线的沉痛教训，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特别是在内部肃反中，在保护干部方面做了有益工作。一次，省委召开重要军事干部会议，徐海东在会上向省委书记提出了批评意见，当场被赶出会场。有人乘机火上加油，说徐海东“目空一切”。大家为徐海东捏了一把冷汗，担心他会被打成“反革命”。会后，省委书记同徐宝珊一起回顾过去的工作，徐宝珊主动介绍徐海东的情况，省委书记听了徐宝珊的介绍后说：“宝珊，只要我不死，再不准有人说海东有问题。”于是，徐海东得救了。在皖西肃反中，蔡家荣等六人被打成“反革命”，交到部队看管。后来，部队奉令向北转移，日夜兼程，路过光山斛山寨时，与敌遭遇。这几个“反革命”被关在一间屋子里，部队投入了战斗。经过竟日激战，红军以三个团击溃敌十个团，甩脱敌人，继续前进。这时，徐宝珊的勤务员李金德见部队离开了，无人看管的“反革命”还关着，便打开门把他们放了。蔡家荣等人被放后，背起没有枪栓的枪支，急忙追赶部队。赶上部队时，又有人要把“反革命”蔡家荣等人继续关起来。徐宝珊知道后说：“哪有这样的反革命!”由此蔡家荣等人也得救了。
在“左”倾路线的危害和蒋介石调集53个团的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的紧要关头。徐宝珊接替了鄂豫皖省委书记职务，担起领导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的重任。当时，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严重摧残，中心区变成了“无人区”，到处是断墙残壁，田地荒芜，一片凄凉，红军处于无后方作战的局面。徐宝珊担任省委书记后，注重斗争策略，领导省委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转变对敌斗争的策略方针。这时，红二十五军没有成立军委，直接由省委领导，省委令红军主力迅速由内线分兵坚持转移到外线游击，袭击敌人后方，把苏区的敌人向外调动，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在边沿地区恢复和开辟根据地。红二十五军转到外线后，很快摆脱被动局面，先后在罗山县朱堂店至铁铺一带和英山县陶家河一带开辟和恢复了一块稳固的游击根据地。内线方面，徐宝珊在鄂东北和豫南地区，积极支持郑位三提出的关于建立便衣队和发展秘密革命群众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主张。他们举办便衣训练班，发展组织便衣队，深入到敌人侧面活动，破坏敌人交通，捕捉还乡的罪大恶极的地主和反动分子。这种斗争方式，能积蓄力量、保护群众，有力地牵制和消灭敌人。这时，徐宝珊连续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发扬民主，逐步纠正一些过“左”的错误政策，重新采取“加强对民团和白色士兵工作”、“有区别对待伪保甲长”、“正确对待插白旗的群众”、“正确对待哗变士兵”、“对富农的粮食只征不收”等措施。由于省委正确方针政策的贯彻，武装力量逐步发展，便衣游击大队由两个发展到七个，还有一些小队和游击小组。后来，又将这些经验传到皖西地区，整个苏区到处组织起秘密的乡苏维埃，建立秘密情报站。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斗，充实壮大了红军力量，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基本摆脱了被动挨打局面，苏区又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1934年11月4日徐宝珊接到陈锦秀送来的“中央来人”的信后，率领红二十五军从皖西葛滕山出发西行，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在花山寨见到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徐宝珊立即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遵照中央关于“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北上远征。16日，他拖着病体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进行战略转移。
11月底的一天，红二十五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准备通过许南公路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国民党东北军一师和骑兵团抢先到达，封锁公路，把红军四面包围起来。这时天寒地冻，风雨交加，战士们衣着单薄，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有个贪生怕死的参谋主任，骑着一头黑骡子喊叫着：“我们被包围了，过不去了，各自逃命吧!”顿时，部队出现了混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患着病的徐宝珊和军政委吴焕先一起来到火线，站在公路上大声疾呼：“站住，不能后退!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共产党员带头冲上去顶住敌人!”吴焕先举起大刀，带领部队向敌人冲去，徐宝珊在医务人员钱信忠的一再要求下，才被抬下火线。敌人被打退后，他随部队突出重围，胜利进入伏牛山区。
长征路上，徐宝珊的病因工作繁忙不能得到认真治疗而加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党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后，徐海东要程子华当军长，自己当副军长。这件事不为人们所理解，议论纷纷。徐宝珊躺在担架上，不时跟徐海东和一些干部谈话，说徐海东高风亮节，不当军长当副军长，决不是犯了什么错误。由于他抓紧做思想政治工作，消除了隔阂，增进了部队的团结。一路上，徐宝珊虽然病重，还强打精神尽职尽责主持省委工作，和大家一起开会，在马灯前研究敌情、作战部署和行动路线。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身负指挥作战的重任，徐宝珊总是时刻关心他们。一次，徐海东在瘦家河战斗中负伤，昏迷不醒，徐宝珊守在床边照料四天四夜，而对自己的病却置之顾。他一路上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全军上下紧密团结，打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和包围，年底胜利进入陕西洛南，完成战略转移任务。
1935年1月中旬，蒋介石下令以1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强大的敌人，有的人缺乏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入川。徐宝珊和吴焕先等省委同志，不畏强敌，坚持开辟鄂豫陕根据地的斗争，领导军民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先后创建了豫陕特委和鄂陕特委，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4月中旬，徐宝珊在兰田葛牌镇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陕省委，徐宝珊继续当选为省委书记。
徐宝珊非常重视红军内部的建设，提出要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党团建设，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他要求军队抽空抓紧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战术。5月初，部队开展整训，徐宝珊参加了整训的领导工作，并作了积极准备反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政治动员报告。过度的操劳，使徐宝珊病势日益加重。5月9日傍晚，他躺在病榻上，刚听完吴焕先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汇报，病情突然恶化。他两眼含着热泪，叮嘱吴焕先说：“一定要做好部队工作……注意政策……注意军民关系……”未等他要讲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停止了呼吸。鄂豫陕军民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沉浸在巨大悲痛之中，连夜把遗体入殓，安葬在龙驹寨镇北部山坡上。
徐宝珊虽已去世，但他的功绩和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精神，将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