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书中，对这场发生于7世纪的海战记载不多，但这场海战对东洋格局及日本国家战略的影响，不亚于20世纪的太平洋战争。
古代东洋跟现代东亚的格局差不多，拥有“大三国”——中、朝、日。而大三国中，又有“小三国”。中日两国第一次战争，就缘起朝鲜的“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东亚开战
7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虽然这三国都与大唐建立了册封关系，但是远近亲疏不同。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新罗则向中国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统朝鲜半岛。
东洋“大三国”的座次怎么排?7世纪中叶的这场较量给出了明确答案。7世纪中叶， 日本已拉开“大化改新”的帷幕，羽翼稍丰，自我感觉不错，欲一现锋芒，于是应邀参战。663年8月17日，唐将刘仁轨、杜爽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江口。白江口又称白村江，就是现在韩国锦江入海口，地处中国和日本中间地段，既是东洋战略要地，又颇具“执东洋牛耳”的象征意义。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犊”般的日本势在必得。8月27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在这里与“虎师”唐朝水军不期而遇。
大唐战船，虎踞东洋
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军水兵万余，战船1000多艘。日军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军。如此各具优势的两支水军交战，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对于这次战斗，中日朝的史书都有记录。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对这场关键战役进行了细致描述：“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这场战役的唐军主将刘仁轨是高宗时期的一位老臣，年届60。虽然是文官出身，但这位临危受命、初披海军统帅战袍的老臣对日作战仍底气十足。
战役一共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中，刘仁轨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口，不怒自威，轻而易举地使日军“不利而退”。
第二回合是决战。战前日军诸将与百济后主扶余丰商讨对策，意图依仗兵力优势冲杀速胜。不料，战斗打响后，唐军不仅没有被日军“人海战术”和“船海战术”冲垮，反而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将其瓦解。刘仁轨指挥唐军利用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焚日军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日本战败，甘做藩属
在整个战役中，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日军全处下风。最后决战中，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战死，百济后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残军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白江口战败后，日本天皇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一鼓作气趁势进攻日本本土，于是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卫国”防线。然而，唐朝军队见好就收，止步朝鲜，并没有得陇望蜀，日本本土幸免被染。
这场战役主要是决定了朝鲜政治走势和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唐朝又助新罗联军攻高句丽。705年，朝鲜半岛终于按照唐朝意愿统于“亲唐”的新罗政权之手。
白江口战役虽然未对日本本土产生威胁，但在国家战略上，对日本的影响却不比朝鲜小。这是日本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较量，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日本当政者清醒，有了自知之明，国家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对外进攻转向内敛发展。
白江口战役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战后，日本不仅没有中断与中国的外交交流，反而加强了关系，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人数船只往往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彪炳史册。如果说战前日本遣唐使到中国还有几分自大傲慢情绪，战后再来中国却是毕恭毕敬，倾力学习唐朝文化，甘心做“准藩属国”。
当然，其时的中日两国古人无法料到，一千余年后这“白江口”战役一幕，会在东洋历史中两次上演(甲午海战和太平洋战争)，中国和日本先后失去了东洋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