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8日，北洋军在冯国璋的指挥下猛攻汉阳，武汉的革命形势开始变得异常的严峻。早在20天前，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等即抵达汉口，参与湖北军政府的管理指挥。11月3日，黎元洪特意为黄兴举行了登坛拜将仪式，以此来鼓舞革命军的士气。但是，军队的养成非一二日之功，等到上了战场，优劣立现。所幸的是，海军不愿为清廷作战而陆续投效革命阵营，这解除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据租界内观战的外国军事专家观察，北洋军的士兵看上起结实、健康，有军人荣誉感，军中有良好的团结气氛，指挥官能有效的控制各自的部属;他们的机枪射击术不错，工程兵装备良好，炮兵阵地的布置也恰到好处，但炮击技术大有改进的余地。相比而言，革命军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据外国目击者的回忆，革命军中因太多新招募而缺乏训练的士兵，他们在进攻的时候虽然很勇敢，但那些受过训练的老兵往往被安排在后面的新兵射杀。在北洋军炮击汉阳的时候，革命军炮兵也积极还击，毫不退缩，但炮弹从未落到铁路上清军的炮兵连队里。
据民国将领陈铭枢的回忆，武昌起义爆发后，南京陆军中学倾向革命的学生们在他的带领下奔赴武昌参战，其中就有蒋光鼐、陈果夫等民国闻人，但真正上了战场后，才知道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特别是汉阳之战中，在北洋军的猛烈炮火下，革命军疯狂后退，溃不成军，“河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队伍争先恐后的抢渡，因为人多，浮桥被挤断，许多士兵落水，被河水冲走，幸而此时据守铁路线之敌，未继续追击，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
澳大利亚第六轻骑兵队的一位军官对广州、上海、苏州、武昌和南京的革命军进行考察后认为，除少数例外，革命军大多是一群“军纪涣散的乌合之众”。这个评价虽说刻薄，但对于一群新招募而未经训练的军队来说，未尝不是事实。据这位军官的判断，如果北洋军全力支撑清皇朝，革命军将不是它的对手。就军事观点而言，与其说革命军战胜了清廷，倒不如说北洋军背弃了它。
虽然革命军队指挥无方，装备拙劣，但他们勇敢而积极的战斗精神赢得了普遍的赞扬，这也是外国专家们一致公认的。在汉阳之战中，革命军军官伤亡两百余人，士兵伤亡三千余，足见战斗之激烈，军心之可用，而这也是武昌起义后第一场真正的恶战。据事后总结，革命军有湘军前来助战，兵力本在北洋军之上，而海军亦在革命军一边，但黄兴指挥行军知进不知退，全军尽布一线，后备无一兵一卒，全凭士气向前攻击，在左路湘军进展顺利时，临时招募的右路鄂军遇惊而乱，见危而溃，侧翼动摇，以至于三军尽溃，不可收拾。由此可见，军事指挥是一门科学，非军校、军营出身的业余人士不能掌控，汉阳之败，足见一斑。
“明月如霜照宝刀，壮士淹凶涛。男儿争斩单于首，祖龙一炬咸阳烧。偌大商场地尽焦。革命事，又丢抛。都付与鄂江潮”。黄兴初来武汉时意气风发，但在汉阳败北后知势不可为，他提议仿当年太平军放弃武昌之例，湘鄂两军顺江而下攻打南京。黄的提议遭到了湖北革命人士的强烈反对，指挥者之一张振武甚至拔枪怒喝：“头可断，武昌不可弃!敢言退者，莫怪我手下无情!”黄兴见事已如此，只得于11月28日悄然离鄂往沪，他的那首《山虎令》，也就暂付“鄂江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