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此事变中，东北军及其少帅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定义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但后来又把责任都推诿到他的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中国东北军忠实执行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误国政策，不战自退，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全部沦于敌手，3000万同胞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结果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忿慨，张学良也被人们骂作“不抵抗将军”。毛泽东于1935年11月致书董英斌时，更是指斥张学良为“亡国罪魁，败兵祸首”，称其为“从此卖国贼之徽号有口皆碑，逃将军之头衔无人不知”。
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严肃的史学论著，还是以弘扬爱国主义为主旨、浩如烟海的通俗读物，抑或是根据张学良传奇一生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涉及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时，除了说明张、杨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感召以及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这一主要因素外，还每每论及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替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黑锅，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因此渴望早日复土雪耻，洗刷骂名，于是在大敌当前而又“哭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张学良也理所当然地“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现在，中国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
一
1931年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起初不过是用不炸的炮弹试探，不见还击才放胆大举进攻。
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主力部队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此时，尚在北京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因招待宋哲元等将领，正携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在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而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职务的张作相（1949年3月因患脑溢血去世）又正在锦州私邸为父大办丧事，时任驻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1937年2月2日晨，在西安寓所被东北军“少壮派”秘密杀害）亦不在营内，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的状况，唯一主事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却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这样，次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很快占领了沈阳市，并不断扩大着战果。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最后东北军损失10万之众，1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3000万同胞成了亡国奴。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张学良个人财产也损失惨重，仅边业银行一处，就有1000万元以上，寄存的黄金4万两，同时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被日军打开。
从此，张学良遂被国人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备受唾骂，作为“东北王”雄踞一方的少帅已不复存在。
郭维城（1912年出生，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1月1日逝世）曾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九·一八事变史》第166页）还说，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电文，至今还保存着。
而资深政经研究员陆建明先生以为，那封至今仍扑朔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系出自原东北军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1980年底，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一书中对此有所记载。当时，应德田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张的许多抗战口号，均出自他手。
郭维城这段话言之凿凿，说得十分明白，加上郭又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因此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都在文章和著作中加以引用（如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赵四小姐在台湾的日子》一书第3页等），影响甚至波及海外，并由此得出结论：蒋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张学良不过是执行者，这几乎成为国内现代史学界的一致看法。
二
东北的迅速沦丧, 使全国群情激愤, 舆论对其的指责极为尖锐。
《中国周报》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极尽讽刺, 提名张为诺贝尔和平奖的侯选人，因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耶稣的追随者”。林语堂则挖苦说：“张学良你干得真漂亮, 你为我们丢失了大片国土，但为我们保护了大批国宝。“”——讽刺张学良收集古董字画的癖好。
国民元老、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于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发表了打油诗《哀沈阳》二首，其中一首尤为出名：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当然，与这种辛辣的讽刺相比，更多的则是咒骂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忿懑。就在人们骂声四起之时，热闹一时的热河抗战旬日之内又草草收场。张学良自觉重责难逃，于1933 年3 月7 日发出通电，称自己自东北沦陷后，原想戴罪图功，勉求自励，谁知热河之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故此引罪辞职。3月9 日, 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至保定，对张学良说：“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个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一人以息全国忿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张学良当即表示自己辞职。
3月12 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免除张学良本兼各职。
至此，人们往往把舆论的谴责、张学良的下野尤其是蒋介石的此番谈话看作是张学良代蒋受过、成为蒋介石替罪羊的有力证据。
要弄清史实真相，首先要搞明白不抵抗命令究竟是谁下的？
还原历史，要靠扎实的资料。2006年3月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室公开了蒋介石的日记（部分）后，笔者辗转寻到该日记的原文，现将九一八事变后几天蒋介石日记抄录如下。
9月18日：“早起批阅。与妻竭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关街中水深三尺，甚为忧虑。舰中无侣伴，寂寞不堪。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
9月19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
“判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
“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
“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
“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
“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
“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冠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
“下午请稚晖、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
“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
“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之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
“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
“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如下几点事实：
一、从9月18日起蒋介石就离开了南京到达南昌，20日才离开南昌，于21日下午返回南京。
二、9月19日蒋介石是从上海和南京方面获悉九一八事变发生。事实上，上海、南京的报纸，也只是在19日才报道了日军攻袭沈阳的消息。
三、蒋介石得知这一事变后，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心情是：“雪耻”、“余所恃者唯一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等等。尽管当时蒋介石也有软弱的一面，如幻想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日记表白也大于实际实行，但也绝无虚伪造作之词，显然与所谓命令不准抵抗、任由日本为所欲为的说法大相径庭。
日记一般无假，因为此为私密空间，所记者纯系当日发生之事以及感想，而当初所记亦不为日后或死后发表。从上述引证蒋氏日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十几次电令张学良不抵抗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坦言：“‘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公开为其九秩寿庆，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
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后不久，张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张学良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主动邀请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2009年10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岁。）博士，于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其台北北投寓所和饭店，录下了口述历史12盒录音带。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部”与其合作。
四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1981年，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如《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在台湾的日子》一书第105页，笔者注），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让其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
也正因为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
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其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女学者张之宇和张之丙姐妹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而唐德刚录下的12盒录音带，则记载了张学良回答唐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他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笔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未完，继续阅读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