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乱入：最近热播的《女医明妃传》讲的是明代女名医谈允贤与明英宗朱祁镇、明代宗朱祁钰甚至瓦剌太师也先的情感纠葛故事。谈允贤确是我国古代的女名医，但她是在明英宗从瓦剌逃回来之后才出生的，所以剧中跟少年明英宗谈恋爱的那个女子，到底是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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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我是来打酱油的
北兵南下，惨败而归，一个太监和一群武臣死掉，皇帝被俘……如此场景似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晋怀帝、宋钦宗的命运，又一次在十五世纪重演。
然而不同的是，明朝不仅没有让半壁河山沦亡，皇帝也安然无恙地脱险；不仅成功避免了衣冠南渡的厄运，也比晋、宋两朝减少了那么一点嵇绍和李若水的文臣之血。
土木之变，乃是明史的关键节点。
明宣宗偃武修文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土木之变前的历史背景。先从永乐朝说起。
明成祖五次北征蒙古，虽多为有征无战，却震慑打击了蒙古气焰，为明朝换来一个长期稳定的时期，故而有“仁宣之治”之说。
仁宣两朝，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在收敛和退缩。仁宗险些放弃北京南迁，宣宗在位正式放弃安南（今越南北部）。《明宣宗行乐图》和明宣宗那“促织皇帝”的诨号，都是仁宣两朝政治实际的投射。
《明宣宗行乐图》
打高尔夫（捶丸）的明宣宗
仁宣时期（1425-1435），以“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明朝建国后第一批文臣团体，终于第一次让士大夫在入明之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这当然有赖于他们和明仁宗患难与共的亲缘关系，也是在武臣宿将没事可干的情形下完成的。
或许，也正是他们在仁宣两朝的上位，才促成了这种无所事事。英国公张辅已经四次平定安南，却架不住宣德三年（1428）群臣们放弃安南的执念。在宣德八年（1433），郑和完成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航海之时，宣德朝已经进入尾声。
郑和下西洋
与之同时，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繁刑重敛、需索无度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在仁宣两朝被纠正过来。“周忱经济学”在江南地区推行，减税、兴利、革弊，苏松地区摆脱了重赋的压榨，民间经济和商业得以活络起来，这也为元末兵火蹂躏的江南重新创造了再起的机会，也预示着明中后期市民经济的空前繁荣。
偃武修文，铸剑为犁，这是明宣宗为明英宗打下的政治、经济基调。正统初年的明朝，也延续着仁宣两朝的局面：政治上各派共治，军事上退敛收缩，经济上重生繁荣。一言以蔽之，明朝已从开国的雄武，走向守成的继文。《明史》论曰：
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杨，荣曰东杨，而溥尝自署郡望曰南郡，因号为南杨。
明宣宗参与研发的宣德炉
仁宣之治的写照
文官政治的夭折危机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天下承平已经多年。英宗接手的大明江山，乃处在一个宴安已久、安而忘危的时代。明初开国功臣已经消亡殆尽，第一代文臣团体也已油尽灯枯。皇帝，勋臣宿将，宦官，文臣，政治舞台上四大权力中心，在正统朝开始新的博弈和纵横。
因为太皇太后的存在，这一格局便显得更为复杂，也更为脆弱。王振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自幼又得到皇帝的无条件信任，他无疑将要冲击这个勋臣、文官、小皇帝、太后共治的局面。三杨和太皇太后都年事已高，这一脆弱的政治经济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走向瓦解和重塑。
杨荣死于1440年，太皇太后死于1442年。杨士奇死于1444年，杨溥死于1446年。三杨在十五世纪的40年代先后离世。他们好不容易用台阁体和内政事务构筑起来的文臣政治格局，面临着新的挑战。
绘有三杨的《杏园雅集图》
“终太皇太后之世，王振未敢干政”。太皇太后和三杨先后凋零，长君在位的时代已经过去，小皇帝信用王振，这无疑构成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文臣集团的挑战。
王振的权势在1440年代得以疯狂无忌地迅速增长，平衡被完全打破。勋臣宿将则因久未习兵事，也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和无为，中央政治的四权共治格局也被彻底打破。这，就是土木之变前的历史政治背景。
三杨老谋深算，不是没有看到这个政治趋势。史载：
时王振用事，一日，语杨士奇、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効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以为然。
杨荣天才般的政治智慧于此显露。他看到了三杨要逐渐凋零、王振将迅速上位的政治现实，也认识到了这是不可逆的过程。王振语带玄机地试探，是想要三杨及早去位。与其强顶王振、胜败未卜，倒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将文臣中的年轻力量注入到中央政治之中，预留将来反戈一击铲除王振势力的空间。
以退为进，李代桃僵，杨荣在油尽灯枯之际安排的这一手妙棋，打下于谦、王文、李贤这些暗桩。不仅埋下了将来扭转乾坤的伏笔，也不啻为对土木之变目悬东门般的洞见。
西子湖畔于谦祠
皇权集团的政治豪赌
土木之变何以发生？表面上看，乃是王振昏聩、英宗少不更事，君臣二人咎由自取的一场偶然事件。的确从军事上说，土木之变的结果颇为偶然。李新峰先生《土木之战志疑》便已指出，明军远没有五十万，战斗力也并非后人描绘的那么不堪一击，军事上的失利偶然性很大。
但从政治上分析，再揆诸正统朝以来十几年的政治格局演变，土木之败虽然偶然，土木之战的爆发却有其必然之理。
土木堡之变中的明英宗
1440年代中期以后，三杨和太皇太后凋零殆尽，勋臣集团默默无闻弃守领地，文臣集团也在王振杀刘球等凶蛮行径震慑下唯唯诺诺。王振心知肚明，他并无尺寸之功，而只是仰仗自己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而得以玩弄神器。
为了彻底确立自己的权威，巩固政治资本，打破仁宣以来对外收缩的军事格局，大规模出师征伐几乎是他和英宗确立权威的不二之选。
与之同时，文臣们无为而治的守成形象，也颇不为年幼的英宗所喜。只要善加导引，很容易将文臣们描绘成庸碌无为、无所事事，激起英宗乃至勋臣宿将们久已荒疏的建功立业之雄心。在外部条件上，瓦剌蒙古已经完成内部的整合和统一，也先与阿喇支院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也先比明朝更需要对外用兵，借此立威独尊。
瓦剌太师也先
于是，“贡使事件”倒不如说是明朝与蒙古双方心照不宣的一次“宣战外交”。
至此，我们可以说，土木之变，“变“乃是必然的，这个“变”就是对仁宣以来整体政治军事格局的重塑和颠覆，这一步迟早要来。然而“变”又会向哪一步演变？这便是土木之变本身所要解答的问题了。事实是土木之变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了明史的关键节点。
土木之变的过程，前人多有论及，匆匆出兵——寻敌无着——下令撤退——归程绕弯——敌人追及——缺水军溃——君狩臣亡的大致时间轴也人所共知。明军数量、进军路线、失败原因、宣大两都督为何不救，这些土木之变的微观话题也早已久经讨论，不待多言。
这是事实判断。而对于土木之变的价值判断，更是早有定论，王振翻不了案。现在，让我们考量土木之变造成的深远意义。
把皇权关进笼子
王振和英宗的政治豪赌以失败告终。显然，不管是五十万还是二十万，做出出兵的决策都是甚为仓促、缺乏考量。诚如后人评论，瓦剌来袭，“遣一上将出塞而还”，足以震慑瓦剌，保境安民。当时宣府的杨洪，大同的郭登，都是一时之选，足以担此大任。
不过，如前所述，不亲征，王振和英宗集团不足以确立自身的政治威信，也就不足以取得对文官集团、勋臣武将集团的绝对优势。土木出兵的决策理由，与其说事宣扬国威，倒不如说是政治豪赌。很可惜，这场豪赌失败了。
王振集团在土木变后彻底覆灭，英宗北狩长达八年之久，这都让刚刚伸张的皇权和内廷势力，遭遇沉重打击。新即位的景泰帝（即明代宗朱祁钰），只能依赖文官集团的拥戴（甚至连废立太子都要先给文臣送礼）。
景泰帝与明英宗
而在“夺门之变”之后，依赖文臣、武将中的其它派系才得以复辟成功的英宗，也就只能接受既定事实，重用李贤等文人臣僚，安抚踩在于谦、王文身上新膨胀的文臣集团。
土木之变使刚刚取得u型上升态势的明代君权从此衰弱下去，直到近百年后的嘉靖中期才又高涨起来。我们看到，后来明孝宗也想亲征，马文升轻易阻止了他；明武宗想要玩闹，巡按御史不让出关。这都是君权衰弱的鲜活例证。
明武宗只能偷跑出去游龙戏凤
而内廷集团在王振遭受打击后，很长时间之内都收敛下去，直到半个世纪后的武宗时期才重新得势。文官集团、内廷集团与皇权的三方博弈，从此成为明朝中枢政治的主要格局。
文武的此消彼长
此外，土木之变对文官、勋臣两个团体也有较大影响。此后，文官集团终于作为一个整体，获得明代中枢皇权的接纳和肯认。在明朝建国以迄土木之变这近百年时间里，除去建文四年的窗口期，文人士大夫都未能取得中央权力。三杨也只是居于共治地位，而王振跋扈时期更不待言。
不过，土木之变之后，以于谦、王文、李贤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已经取得了废立皇帝这样的最高权力。他们不仅进入中枢核心，更是政由己出。文官集团势力上涨，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张居正达到了顶峰。
文官政治的顶峰张居正
不过，土木之变后的文官集团虽然集体上升，却从此开始了内部分裂。结党、内耗、空转、党争、邀宠、卖直、讪谤，都成为明代政治的常态。在土木之变前，这些都难觅踪影。
而勋臣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明朝建国到靖难，再到土木之变，建功立业的勋臣宿将代代相传，他们出将入相，不仅掌握兵权，也掌握实质的国家权力。
中山王，开平王，英国公张家，成国公朱家，云南王沐家，他们伐大都，北击蒙元，下四川，取云南，平交趾，收西北，为明朝建国、靖难立下汗马功劳，都与朱家朝廷同进退。
不过，在土木之变中，英国公张辅死于乱军之中，成国公朱勇鹞儿岭中伏而死，勋臣宿将在这次劫难中丧失了精华力量。后来虽然都有袭封，却仅是备位贵族，再也不具备左右朝政的力量，嘉靖时的郭勋稍有弄权，就被朝臣群起而攻之。唯一的例外是云南沐氏，当然，这是因为僻处西南、坐镇开边的需要。
沐王爷的后人们
勋臣集团的彻底衰落还在于：他们从此将兵权拱手送给了新兴的文官集团。土木之变后，文人领军成为明朝的制度。于谦设十二团营，实质取代了京师三大营的地位。后来的马文升、王阳明、谭纶、杨镐、袁崇焕得以独掌兵权，其端倪都发源于土木之变时的于氏团营。
最重要的是，土木之变稳固了明代守成继文的政治经济格局。自此之后，谁再轻言出战，谁再奢谈征伐，都成了政治不正确。甚至于，直到南倭北虏猖獗的嘉靖朝，朝廷对于倭寇和蒙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竟有认其为疥廯之疾不足虑者！
这种轻视武功的局面，直到万历以后才得到改变。从右武左文，再到崇文抑武，土木之变可谓是一大分水岭。
同样地，这种政治经济格局也有利于明朝继续守成，终于迎来了中后期以降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思想界的空前解放、江南地区的空前繁华。而这些，都与土木之变之后确立的政治经济格局不无关系。
明代中后期繁盛的江南
土木之变，标志着“明前期”的结束，“明中期”就此徐徐拉开大幕。土木之变，实乃明朝历史的关键节点。以土木之变为坐标和参照系，就可以解答明史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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