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意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著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意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意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石勒苏益格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并南石勒苏益格，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西欧唯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石勒苏益格的气度。1935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的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系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并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部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并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并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现由俄国人作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意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铸成的一个大错(那次和会曾决定把近五十万南斯拉夫人置于意大利的统治之下)。今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还有待于最后处理，但是，目前仍处于意大利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人和现被置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为数都比较少。威尼西亚本部的东北角，居民是讲南斯拉夫语的，但从公元1420年到1797年一直属于威尼斯共和国管辖，从1866年起又一直隶属于意大利王国，1946年四大国委员会的西方国家成员在访问威尼斯-朱利亚的同时也去该地访问，他们直接得到的印象是，这些操南斯拉夫语的前威尼斯国国民颇似瓦莱达奥斯塔区里那些操法语的前撒丁王国臣民，从政治感情来看完全是意大利人，他们希望继续当意大利国家的公民。现处于南斯拉夫统治下的那些散处在萨拉、阜姆、伊斯的利亚以及“的里雅斯特乙区”里的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乙区”虽然在法律上并没有划归南斯拉夫管辖，实际上已为南斯拉夫占领)，则不如奇维达莱区里操南斯拉夫语的意大利人或“的里雅斯特甲区”里的居民那么幸运。就以“的里雅斯特甲区”而言，当地的南斯拉夫少数民族同当地的意大利多数民族一样，一概照旧得到英美占领当局的保护。
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一线以北的东欧，同该线以南的东欧并同西欧对比之下，就显得第二次大战后领土变动极大。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最北部分，对两次大战间的苏芬边界所作的三处有利于苏联的修改中，有两处是恢复早先的原状。苏联从芬兰收回了镍矿蕴藏丰富、并有出海口通向北冰洋的佩特萨莫地区，这样苏联便又重新同挪威接界了，其实早在十四世纪，挪威拓荒者就由西向东，俄国拓荒者则以诺夫哥罗德为基地由东向西，分别开发了这一带海岸，从此一直到1918年，这里的边界一向就是沿着目前这样的界线划分的。在1944年，苏联重新确立维堡(芬兰语叫维普里)西北卡累利阿地峡的1940年俄芬边界。这一行动，其实就是夺回了从1721年到1918年两个世纪中一直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虽然当地的居民并非俄罗斯族。苏联并吞爱沙尼亚以及包括里加市在内的那部分拉脱维亚(指相当于1918年以前的波罗的海沿岸的利夫兰省)，其情况也是如此，苏联现已在波罗的海、芬兰湾和里加湾的东岸取得了一大片临海的土地，北起维堡(维普里)，南至哥尼斯堡(现改称加里宁格勒)。两次大战间一度独立自主的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现已丧失了独立，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维尔纳地区在两次大战间原为波兰所占，当时一直是立陶宛和波兰间激烈争夺的对象(该地区的城市居民中犹太人曾占绝大优势，乡村居民至今仍以白俄罗斯族为主)，现则划给了苏联的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两次大战间属于波兰的所有其他领土，凡是在寇松线以东的，现在都已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分得。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还从罗马尼亚那里取得了居民为乌克兰族的布科维纳西北半壁和比萨拉比亚西北角，以及各族杂处的比萨拉比亚东南端(布扬克)。整个比萨拉比亚地区是俄罗斯帝国于1812年从奥斯曼帝国手里夺得的，1918年它被罗马尼亚占领。但对于这一暂时性的既成事实，苏联事后始终没有承认，现在，苏联又从罗马尼亚手里夺回了这个地区。经过这一项领土变动，苏联便成了一个多瑙河沿岸国家，正象俄罗斯帝国从1812年起到1917年崩溃时为止一直是个多瑙河沿岸国家一样。比萨拉比亚没有并入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那些部分，则同德涅斯特河以东罗马尼亚族人居住的一小片领土合并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
再往西去，东普鲁士的西南部分，那是并没有被苏联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现在事实上已被划给了波兰。波兰所分到的东普鲁士部分还包括马祖里湖泊群以南的一条狭长地带，那里的居民讲的是波兰语，但是在宗教信仰上是新教徒，在民族感情上则是德国人。波兰现还取得了两次大战间的但泽自由市的那块领土；收回了两次大战间波兰在西普鲁士的那条“走廊”；而且，这条波兰走廊原来的短短的海岸线(两次大战间波兰政府曾在这里兴建了格丁尼亚港)，现在向西拓展到了奥得河一线，在奥得河入海处还越过了这条河，把什切青港(斯德丁)也包括在波兰的版图之内。事实上已由苏联指定了的、但在法律上还没有为西方各大国所承认的那条与前大不相同的战后波兰西部新边界，就从这里划起。它沿着奥得河上溯到该河与其西岸支流西尼斯河的汇合处，然后再沿西尼斯河一直上溯到这条支流的发源地，即奥得河与易北河的分水岭厄尔士山脉，在这里，这山脉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从奥得河河口起到厄尔士山山顶为止的这条事实上的波兰西部新边界，是阿登山脉以东，可以一举穿过北欧大平原的最短的一条交通线。
时至二十世纪中叶，由于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使人类事务不得不以一种空前的行动规模来进行，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欧的战后国界线肯定要比两次大战间原有的国界线更为合理。例如，俄芬边界现在就不再象1918年到1944年间那样近在列宁格勒市的大门口了。从西北方面通向这座城市的陆道，现又与城市本身同属一个国家管辖了——本来在1721年到1918年间情况一向就是这样，两百年来，城犹原城，地仍此地，只是名字始而叫作圣彼得堡，继则改称彼得格勒而已。又例如，沿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一带的几个前属日耳曼人的滨海城市，从累发尔一直到但泽，现在都同其经济上的后方腹地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对塔林(累发尔)、里加和利巴雅(利鲍)来说是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对格但斯克(但泽)来说是17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克来彼达(美美尔)和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来说则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两次大战间那条插在两块德国领土中间的波兰“走廊”现已消失；现在的波兰也同苏联一样，其波罗的海海岸线的长度已足以与其领土的幅员相称，因为这个国家仍然需要依靠波罗的海作为海外贸易的进出通道。苏联及其卫星国所组成的国家集团在北欧平原上的西部疆界，正好位于波罗的海与中欧诸山间平原宽度较小的地方。而且，在这些合理化了的边界以内，民族分布情况也得到了合理的调整。历史上日耳曼族和波兰族人口向东推进的浪潮曾在地图上留下突出的痕迹达数百年之久，现则已统统抹掉。波兰在十四世纪把最西面和最北面的一些领土丢失给了日耳曼人，同时则从乌克兰人那里取得了东加利恰的统治权作为补偿；而现在，十四世纪以来第一次，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和波兰国家的版图又重新一致了。
欧洲东北部这一次在民族分布图和政治地图上同时大刀阔斧地作了合理化调整，从长远来看，是不是能为这一长期来扰攘不宁的地区保证有一个比过去较为和平繁荣的前途，这在今天1954年还无法预见。但是这次变动中有一个已成为既成事实的特点，而且是以个可悲的特点，即为了东欧的这一番结构的改变，人类备受苦难，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在这一次通过野蛮手段强迫实现的惨无人道的人口再分布中，受害最深的，除被德国人消灭的犹太人外，便莫过于德国人自己了。在东欧，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一千年中，日耳曼人一直和犹太人共同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作用，这不仅对非日耳曼族、非犹太族的受惠者很可宝贵，对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本身也大有好处。向东流动的日耳曼族移民和犹太族移民是西方文明的技术和工艺的两大主要传布者；当时他们的贡献深为东欧国家的一些开明的政府所重视，这些政府往往为了吸引日耳曼移民到它们的领土内定居，特地给予他们土地和商业特权，甚至城镇自治权。因此，在1933年1月之前的那千年之中，日耳曼移民主要通过“和平渗透”，不断向外扩散，从易北河下游两岸一直扩散到伏尔加河下游两岸。结果是，日耳曼移民和当地原有的非日耳曼族多数居民均受其利。对日耳曼人来说，他们在东欧的这一文化势力范围，较之用德国武力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政治上的帝国都更为有利，更为光荣。可是希特勒，这个苏台德区日耳曼移民的儿子，曾经夸口说他的第三帝国将历千年而不衰，到头来他在历史上所干的却是把在他之前已经存在和发展了千年之久的日耳曼移民区从整个东欧(包括他自己的波希米亚故乡)的地图上统统抹掉。
希特勒做了两件不但手段卑劣而且也是鼠目寸光的事情，从而决定了东欧所有的日耳曼移民区被消灭的命运。他或以利诱或施威胁，要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苏联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充当第三帝国的第五纵队，配合第三帝国进犯其东方的一些邻国；这样一来，对因此而被当地的日耳曼同胞出卖了的那些国家来说，就不能再容忍日耳曼少数民族存在于他们的国土之上了。然而，希特勒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不惜以两个日耳曼族居民区的居民作为牺牲，亲自示范，教东欧怎样消灭日耳曼移民区。希特勒同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根据协议，南蒂罗尔地区操德语的奥地利居民必须狠心地作出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国籍，要么抛弃自己的家园。希特勒同斯大林也达成一项协议，结成了并不神圣的同盟，协议规定：1939年瓜分线的斯大林一侧领土上的日耳曼族移民，都应迁移到希特勒那一侧去。希特勒的这些行动合在一起，就决定了一旦第三帝国失败，东欧各地的古老的日耳曼移民区就必然要被消灭。希特勒把这些散处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搞得不容于人，同时又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少数民族可以怎样加以消灭，这样，就使这些日耳曼移民区不可能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