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1日，重庆市民为庆祝元旦举行体育表演游行大会。图为参加体育表演的体操运动员在进行双杠表演。
文 | 秦秋菊
摘自《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1卷第6期
随着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学者们将研究视角投注到节日活动史的研究。在近代中国，除了传统节日得到保留外，新式节日也大量出现。其中，元旦节从西方传人中国并对民众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涉足民国时期元旦活动的研究，他们探讨了民国时期元旦与春节的关系、元旦功能的演变过程以及民国初年知识精英的元旦书写等问题。不过，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战前就已经兴起的元旦节在战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抗战成为了元旦活动的主题，元旦从战前的一个普通节日演变成了一个抗战动员活动，从而也支持了中国抗战大业。但战时元旦活动的这一重大变化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目前尚未有专门的学术论文出现。有鉴于此，笔者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时期重庆元旦活动的抗战动员内容、特点和作用，以弥补民国节日史研究之不足，丰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内容。
战时陪都元旦活动的抗战动员内容
“元旦”在《辞海》的释义为新年第一天，旧指夏历正月初一日，今指公历一月一日。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的月首为元旦，汉武帝始为阴历一月一日，并沿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正式通电改用阳历。“各省都督鉴：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之“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以1月1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1914年1月，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袁世凯只批准“阴历元旦为春节”，从此，传统阴历新年岁首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阳历一月一日。但民众仍将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新年。此后，元旦和春节在中华民国的统治范围内并存下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于全民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抗战动员。其中，元旦节被国民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抗战节日，抗战动员成为了元旦活动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政要利用元旦讲话，进行抗日宣传，鼓舞民心士气。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此后，陪都重庆每年都会隆重举行元旦庆祝活动。元旦前后，蒋介石和林森等国民党政要都会发表重要讲话，总结过去一年我国抗战所取得的成就，展望抗战的前景从而对军民进行抗战动员。每年元旦讲话的主题因战局而不同。抗战初期，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中国国土大量沦陷，坚持抗战、抵御日军军事进攻成了这一时期元旦抗战动员的主题。1938年12月3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号召“我们要抗战到底，要贯彻胜利，完全要我们全国人民‘振奋精神’‘增强国力”“1941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已经大大减少。因而，大力推进后方建设，奠定长期抗战的物质基础，成为了元旦抗战动员的主题。1941年元旦蒋介石发表讲话，要求“从今天起，我们工作的重心，应该是要在抗战中积极来建国。”在抗战中积极建国，就要做到加紧国防经济建设，牺牲个人、贡献国家。林森也指出，“在现阶段中的革命工作，最重要的是争取抗战的胜利和建国的成功。”1942年元旦的主题是要实行国家总动员。蒋介石发表致词，“就在民国三十一年元旦开始，我们要彻底立志实行全国总动员。”1944年转为战略反攻阶段，元旦抗战动员的主题变成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抗战必胜。这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愿大家记着我们精神总动员纲领里面一句话：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要大家一致奋斗，以实现我们七年来一贯的信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政要元旦发表讲话，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抗战动员，以鼓舞士气，从而为夺取抗战的胜利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动员民众参加元旦抗日提灯游行。
1940年重庆元旦街头龙灯会街头的舞龙表演
抗战时期，抗日游行的形式多种多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提灯(火炬)游行。1938年12月，为筹备1939年元旦，重庆市政府下令市警察局、工务局、社会局、卫生局，“廿八年元旦日午后三时，在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会毕，提灯游行，准时全体整队参加，自备彩灯蜡烛，如能玩龙灯狮灯及各种音乐者，亦请尽量发动参加。”在市政府的倡议下，陪都各界积极参加提灯游行。
1939年元旦午后三时，“夫子池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战建国宣传大会，会毕提灯游行全市，江巴渝各机关学校团体，准时整队参加，各工商团体之龙灯，狮灯，游行人众，最少各备彩烛一双，蜡烛数支，其他如中西音乐队，亦全体出动。”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为庆祝1939年元旦，举行新型火炬游行剧，下午五时出发游行，“出发前，情绪热烈；出发时，火炬齐明，锣鼓喧天，歌声与口号声响彻云霄。”¨游行路线为“中一路、都邮街、小什字、过街楼、陕西街、新丰街，至储奇门散会，参加者一千余人，演出方式极为新奇，并有各种灯彩模型，颇为别类”。学界也积极响应，1941年元旦，重庆北碚澄江镇第七保国民学校“举行庆祝元旦大会并表演游艺，观者四百余人，莫不兴高采烈，当晚火炬游行，除学校师生全体参加外，该保男女民众及防护团员均一律参加，约计五百余人。由东阳镇出发，顿时大光烛天，一路歌声口号，延绵不绝。”他们沿途呼喊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呼号“中国万岁”“拥护领袖”。高声唱着《抗敌歌》：“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人寇逞凶暴，快一致水久抗敌将仇恨。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意团结牢，努力杀敌誓不挠。”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提灯游行是由政府号召，各机关、学校、团体和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的一项活动。这对于宣传抗战，调动民众热情，精诚团结，动员全民抗战具有重大作用。虽然各界的提灯游行在游行规模、路线、口号、游艺节目等方面略有不同，但其目的就是为了宣传抗战，动员民众积极抗战。
第三，动员民众积极参加元旦抗日募捐活动。
元旦期间的抗日募捐活动呈现出多样性。首先是募捐，主要包括球赛募捐、游艺募捐和新年募捐等。球赛募捐，就是为了支援抗战利用球赛进行的募捐活动。1939年1月2日，“童子军为组训难童主办之募捐足球赛，下午二时在川尔师范球场举行，观众千余人。在休息时间内，将捐球之足球两只举行拍卖，结果范绍增军长以二百元，中委杨虎以四十元各购去一只。”游艺募捐，就是通过举办各种游艺节目而进行的募捐活动，形式丰富多彩，颇具娱乐性。为庆祝1941年元旦，重庆市文德女子初级中学主办之慰劳抗战军人家属游艺募捐大会，“备有电影、歌舞、话剧、音乐、魔术、游艺多种，定于三十年元旦二日午后二时，在南岸弹子石鸭儿凼该校公演。”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12月23日九千童子军参加的新年募捐运动，目的是救济难童，筹集教养款，唤起后方同胞的同情心，并规定了具体的募捐办法，操作性强。九千童子军参加募捐运动，如此浩大的队伍，对民众的号召力可以想象。
其次，献金也是重要的元旦抗日募捐活动，形式主要包括节食献金活动、节省新年耗费活动、献机活动等。1939年1月5日，在重庆市刘家台后山复校的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师生举行了节食献金活动，“该校师生此次复将新年节食之廿元”，函送《新民报》转献国家，虽然数目不多，但他们节衣缩食，牺牲自己，成就国家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1939年1月6日，重庆市新运会举行了节省新年耗费活动，“已得立法院，司法院，市政府，八十八军司令部，内政部，警总队，航务处，警备部，抗敌会等八机关函复表示赞同，又自来水公司及五洲大药房，已各捐五十元及三十元，交重庆银行照收。”1940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的浙江同学举行了献机运动，“举行义卖，师生争购，一时颇形踊跃，计所得为五百余元。”1941年元旦，国立十二中学师生发起献机活动，“全体学生共献出现款五千零八十余元。北平志成中学校亦发起全国中学生号献机运动，全体师生首捐二千五百元。”
此外，义卖也是元旦抗日募捐活动的重要内容，形式主要包括报纸义卖、工商义卖、春联义卖等。1938年12月18日，《新华日报》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公园义卖，“青年热烈参加，培英小学成绩最佳，共卖得二百一十七元六角八分。陪都各界踊跃参加义卖献金，共得五千二百余元。”无独有偶，《新民报》自1939年元旦起进行义卖。截止到1月7日，“共计二六四元六分”。工商义卖作为工商界为支持抗战而进行的商品义卖活动，参与义卖厂商众多，产品种类齐全，降价活动力度大。1939年元旦，迁川工厂联合会发起工商义卖活动，“捐资二万元”。1939年1月7日，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在都邮街中国国货公司举行大规模义卖，参加者共五十八单位，有货在该处出售者三十二家，无货者均保预捐现款，计廿六家。义卖各货均照定价九折，购者踊跃。即行结算，连同预捐款一万六千元贡献国家，预计总数当在三万元左右”。此外，春联义卖作为支援前方将士而进行的义卖活动得到了重庆市民的支持。1942年元旦，仅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春联义卖，“共得款三千元，已于元旦送慰劳总会捐献前方将士。”总之，在战时陪都的元旦，政府组织的各种募捐、献金和义卖等抗日募捐活动都是采用募集抗日物资的形式，旨在对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在为抗战筹集钱物的同时也对民众进行了精神动员。
战时陪都元旦活动的抗战特色
抗战时期的陪都元旦活动，在战时的大背景下有着浓厚的抗战特色，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战时陪都元旦活动具有三大特点：抗战活动方式多样、内容紧扣抗战主题和活动参与主体广泛，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抗战活动方式多样。
战前的元旦活动庆祝方式较单一，大都例行公事。战时陪都的元旦活动的庆祝方式则具有多样性，首先表现为每一种庆祝方式都贯穿于抗战的始终。除了政要元旦讲话、抗日游行、抗日募捐之外，还有慰劳抗属和荣誉军人、集团结婚、抗战展览活动、电慰领袖及前方将士、放映抗战影片、贺年信运动、庆贺将士新年运动等各种活动。这些形式无不与全民族抗战息息相关，目的都是为了进行抗战动员和宣传。这些方式都是战时独有的存在，表现了元旦庆祝方式的与时俱进。以抗战展览活动为例，包括画展、工业展览、影展、照片展、美术展览、木刻展、陪都建设展览等。其中，1939年元旦，在重庆市商会礼堂，举行抗敌画展，在将近二百件的作品中，表现了日寇奸淫掳掠的狰狞丑态，我国前方后方通力合作的大团结，以及陆空军歼灭暴敌英勇奋发的新阵容。其中，“以‘前方打子弹’和‘后方打弹子’的两幅对照图，来警醒少数逗留在享乐圈子里没有觉悟的后方民众，希冀他们由消极的‘打弹子’而变为积极的‘打子弹’。”1942年，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出品展览会在牛角沱生生花园自元旦起展览十五天，“参加者有钢铁、机械、纺织、化学、烟草、造纸、玻璃等。”这次展览展品众多，开阔了民众的眼界，同时也展现了我国的生产能力和持久抗战的能力。
其次表现为每年元旦多种抗战庆祝方式同时呈现。比如1941年元旦，陪都民众利用了多种庆祝方式，包括贴“节约储蓄”标语于街巷，书“庆祝新年，迎接胜利”于门灯；“舞狮子龙灯，贴抗战对联，悬挂国旗”。民间尚且如此，中枢当然也不能落后。各部院会长官清晨在国府广场遥祭国父，随后举行元旦庆典，林主席发表讲话，要求民众“加紧生产，厉行节约”引。蒋介石当天也检阅了军队，并慰问荣誉军人及抗战军人家属。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政府和民众采用如此多的形式来庆祝元旦，给人们以极大的视觉及听觉冲击，让人们置身于紧张活泼的节日气氛之中。这样，寓抗战于娱乐，而不是单纯枯燥的形式主义，让人们切身感受到抗战的重要性，也更加明白了元旦的特别意义，从而达到了宣传抗战、动员抗战的目的。
第二，内容紧扣抗战主题。
元旦庆祝活动开展的方式是灵活多变的，但在内容上都是围绕着抗战这一主题来开展的。抗战是时代的大背景，任何活动都离不开这个主题。这表现在元旦期间政要的元旦讲话、抗日募捐和提灯游行、对联、标语、门神等的主题都与抗战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政要元旦讲话的主题通常是回顾过去一年来我国抗战取得的战果，展望未来一年抗战的前景，从而达到鼓舞军心、振奋民心、坚定军民抗战决心的目的。抗日提灯游行的主题也是通过民众上街游行宣传抗战口号、高唱抗战歌曲以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至于元旦抗日募捐活动，其主题更是为了从物质上支持抗战，通过组织民众捐款捐物直接为前线将士提供物质支持。
此外，元旦期间的都会出现大量体现抗战主题的对联。如“白日高歌春回大地，黄龙痛饮光复山河”“时屈三春欢腾八表，战抗七年位跻四强”“绿柳红梅争迎胜利，黄童白叟咸颂和平”“奋朝气挽颓风自强不息，送旧年迎新岁迈进无疆”，等等。元旦活动期间也有大量抗战标语。如1940年的元旦纪念标语：“庆祝元旦，要人人实行节约运动!”“庆祝元旦，要人人踊跃储蓄!”“庆祝元旦要厉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拥护国民政府，完成抗战建国的使命!”等等。这些对联标语，在无形之中增添了国民坚定抗战的决心。门神是元旦必备之物，而到了1941年元旦，家家户户的门神都变了，再也不是秦叔宝、尉迟恭，“门首张贴之新财神，为一英勇将士背插国旗，手持大刀，一小日本鬼子，打倒于胯下。”这强烈反映了民众希望早日打倒日本侵略者的迫切愿望。
第三，活动参与主体广泛。
抗战爆发之前，元旦只是中上层的节日，并没有遍及民众。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战争，与每一个中华儿女息息相关。所以每年庆祝元旦，参与的主体是十分广泛的。横跨了政府、士兵、文艺群体、宗教团体、底层群众等各个阶层，而且参加的人数可观。政府作为元旦纪念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元旦期间往往有大量国民政府政界要人带头出席活动。1940年1月1日元旦，中央委员，国府各院部会长官，及党政军各机关高级职员共千余人在国府大礼堂举行了庆祝九旦典礼。1945年元旦，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重要官员参加了元旦活动，参加者有蒋介石、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宋子文等五百余人。国民党政要参加元旦活动，体现了国民政府对元旦纪念活动的重视，也表现了政要在元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在政要的引领下，士兵、文艺团体、宗教团体，甚至底层民众也积极参与。士兵群体是抗战的主力军，在每年元旦到来之际，他们以战场上的军事胜利方式来庆祝元旦。1943年1月4日粤汉南段我军大捷，“歼灭敌人数千，焚毁坦克车百余辆，缴获枪马及其他军用品无算”；接着而来的是“晋东南的不断胜利；鄂北鄂中的捷音频传；豫南豫北的迭克据点；以及桂湘苏鲁等地大小胜利，共计歼灭敌人在两万左右，克复据点数十处。”文艺群体作为抗敌宣传的中坚力量，他们也积极投入到元旦活动中来。1939年12月31日，文化界六十余团体“在留法比瑞同学会扩大举行国民月会，到各团体代表三百余人，并有游艺助兴。晚七时，文化界扩大晚会，并有游艺，展览、歌咏等节目。”副宗教团体虽然在报纸上的报道不多，但是他们还是积极发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1942年“元旦特电林森、蒋介石及前方将士贺年致敬”，表达他们对领袖的尊敬和前方将士的敬意与关心。尤其是底层民众，虽然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也十分积极地参加元旦活动。1939年1月2日弹子石、桂石两码头渡船工人举行了元旦义卖献金活动“由该两码头公会代表万金盛等，将捐箱送至义卖献金委员会启封点数，共得国币一百零五元九角一分，铜元一千七百四十吊零八百文”。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司机也积极投入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1940年12月31日，“中兴汽车厂务公司司机倪松林、马犹龙等四十七人，捐献代金二千七百七十元。”这些捐赠虽然数目不多，但毕竟代表了司机、码头工人等底层民众对抗战的支持。总之，抗战时期重庆的元旦活动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全民参与活动，参加者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反映了抗战阶层的广泛参与，也体现了全民抗战的广泛性。
综上所述，战时陪都的元旦活动是国民政府为了鼓舞民心士气，增强全国军民抗战信心的一个活动，它实质上是一个由官方主导的、民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国民政府为动员抗战在元旦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抗战，坚定了民众持久抗战的决心；而且为抗战筹集了物资，为抗战提供了物质保障；还扩大了中国抗战影响，有利于赢得国际支持。总之，从战时节日活动与抗战的关系来看，战时陪都的元旦活动是后方民众战时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表现了陪都民众在战争状态下的积极生活态度，也展现了陪都民众坚忍不拔、顽强抗敌的精神，值得后世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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