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廿二日（1856年11月28日，清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一日），似乎可被视作天京事变结束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直接参与攻打东王府、杀死杨秀清的顶天燕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镕被洪秀全下令处决。
然而在天京城接二连三的大场面大阵仗后，很少有人关注到，在遥远的江西腹地，一天之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非凡的事——袁州哗变。
袁州郡，当时被湖南巡抚骆秉章所派遣的入赣援军刘长佑、萧启江部所围困。咸丰六年十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11月24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月十八日），清军围攻城垣时，城中太平军两位主将之一、春分副侍卫李能通（一作李严通）突然冲出西门，高呼“李能通愿弃械投诚”，带领十多人“徒手来奔，俯地叩头，上其伪印”。
李能通是湖南郴州人，原本是湖南天地会刘代伟的部下，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刘代伟起事失败，李能通突围投奔当时在永安州的太平军，并作为向导引导太平军入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这一阶段投入太平军的天地会会众人数虽多，但比较分散，且没有著名领袖，因此很快被太平军同化，李能通也被视作太平军嫡系。1856年石达开部入赣，收编广东天地会部为“花旗”，而原本的嫡系太平军因为喜欢使用黄色旗帜而被称作“黄旗”。石达开率兵参加天京-镇江战役后，留守江西各郡县的太平军，通常都由黄旗、花旗混编而成。
袁州郡即是如此：城中官阶最高的，是“花旗”将领、殿右四十二检点黄毓生，李能通的春分副侍卫职同指挥，比黄毓生低一级。但李是黄旗，黄是花旗，实际上在太平军中的地位，反倒是李能通更高一些。当太平军在江西所向披靡、大部分省境被纳入“天朝”版图时，两人及其背后的“黄、花矛盾”尚能弥合，待天京事变爆发，袁州等边远郡县被忙于内变的天国大员们忽视，清军趁机反攻时，这种矛盾就日益突出了。
根据骆秉章、刘长佑等人的记载，由于天京事变的消息传出，各郡县太平军开始出现信心动摇、相互猜疑、互相提防等问题。当时袁州郡被清军围困，物资供应出现困难，一些仗也打得不好，黄旗、花旗处境均每况愈下，就更是互不买账，直至势同水火。据清方资料显示，当时在江西许多郡县，都出现黄旗排挤花旗，怀疑、指责后者“不忠诚”“有二心”的现象，在袁州城内同样如此。
然而袁州守军的比例，却是花旗稍多，黄旗较少，李能通成了内斗的失败者，并最终选择了阵前哗变。这次哗变导致留在城里的黄旗和花旗自相残杀，最终黄旗以白巾为号，在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二日放清军入城。就这样，袁州郡不明不白地落入清军一支偏师手中。
李能通并非太平天国第一个投降的将领，甚至在当时也非投降将领中级别最高者（此前已有冬官副丞相万象汾、范潮兰等先后叛降），但他却是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个献城投降的将领，在此之前，从没有任何一座太平天国守卫的城镇、要塞，是因为守将投降而陷落的。
袁州不是一座大城，李能通也算不上高级军官，但这次发生在天京事变结束翌日的哗变，却残酷无情地揭示出，“天父杀天兄”后太平天国的确是“人心冷淡”。原本鼓舞大家为“顶起天父天兄纲常”而奋斗的神学理论，如今因为“代天父传言”的杨秀清被杀，和杨“情同手足”的“上帝之子”韦昌辉突然变成了一个杀戮主角，而变得一下子毫无说服力；原本让许多功名之士为之热血沸腾不已、为之奋斗不懈的“打江山”宏图，也随着天京城内的血流成河，显得越来越没有“打通”的可能。
李能通先例一开，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便洪秀全后来重建神学体系，并依靠加官进爵“加恩惠下”，也再未能重现昔日“万众一心”的盛况。后期太平天国陷落的几乎每一座城池，都或多或少有叛降、哗变的因素在内。
更麻烦的是，袁州城哗变的，是原本一直摆出一副大义凛然姿态，动辄怀疑、训斥别人“不忠”的黄旗，而奋战到底殉国的，却是长期被歧视、排挤和奚落的“外来户”花旗。
此后江西、安徽各地花旗就动辄用袁州郡的例子，对黄旗反唇相讥，而清朝将帅也敏锐地观察到这个可以利用的缝隙，大行挑拨、策反、离间等计策，让原本动摇的太平军阵营雪上加霜。
▌摘自《1856：纠结的大清、天国与列强》 陶短房(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公司合作授权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