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基督教界的代表以及昆虫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毒学、病理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学、化学、生物学及兽医学专家，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1952年3月3日至19日，由国际知名的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也前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现场调查。同年6月23日至8月6日，由瑞典、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苏联、中国等国家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简称国际科学委员会)，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
所有的调查都证实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通常称李约瑟报告)得出的结论是：“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在此之前，加拿大传教士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幼章)在辽宁省沈阳市附近地区进行调查后，于1952年4月25日在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在中国使用过细菌武器。
中国和朝鲜还掌握了其他一些确凿的证据。比如，曾参与对中朝两国进行细菌战、后来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的供词。他们供认曾经使用过细菌武器。其中一些高级军官甚至谈到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策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过程。这些军官包括美国空军第4战斗截击机飞行大队大队长瓦克·马胡林上校、美国空军第49战斗轰炸机联队副联队长安德鲁·埃文斯上校、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航空兵联队参谋长弗兰克·许威布尔上校。
美国对上述证据一概不予理会。1953年10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查尔斯·梅奥在联合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所谓的‘细菌战’供述不仅仅是共产分子灵机一动的聪明主意，更是大量的有计划的谎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些飞行员获释后，由于受到军事处置或叛国罪的威胁，他们最终收回了供述。
中方档案为何未解密
2000年，为了撰写纪念朝鲜战争50周年的文章，笔者开始收集相关的资料，并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西方学术界研究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权威、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历史教授史蒂芬·艾迪科特先生(中文名文忠志)和爱德华·海哲曼先生。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当年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意大利微生物学家佛朗哥·格雷齐奥西是这个委员会惟一健在的成员。
2003年7月初，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格雷齐奥西取得了联系。老人很热情。几经通信来往，他提供了许多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相关的重要材料。
格雷齐奥西生于1923年，6月10日刚刚度过了80岁生日，也刚刚离开罗马大学巴斯德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时年仅30岁，是委员会里年纪最小的。这期间，他和李约瑟博士建立了很深的友谊。精通中国文化的李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葛法蓝”并赠给他一枚刻着这几个字的图章。
1952年晚春，葛法蓝应邀参加国际科学委员会。当葛法蓝于1952年8月初辗转到达北京时，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已经携带收集到的证据从朝鲜和中国东北返回北京了。因为这个原因，葛法蓝只担任了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观察员和顾问而不是正式成员。后来，国际科学委员会用4种语言发表了600多页的报告，报告的封面是黑色的，因而被称为“黑皮书”。
出于科学家的严谨，作为观察员和顾问的葛法蓝没有签署黑皮书，但写了一份个人申明作为黑皮书的附录。他在声明中说：“对委员会报告的结论，即朝鲜和中国人民曾是美军发动的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我表示支持。我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作为细菌学家，我确信我的中国同事的努力和工作是无可指责的。”
在后来的岁月里，葛法蓝接受过很多西方国家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一直表达我在声明中的观点。”
在接受笔者的电子邮件采访时，葛法蓝帮助澄清了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针对对黑皮书中没有提供某些具体有力的证据的质疑，有些学者认为，中朝方面不愿让美方通过这些很具体的材料来判断细菌武器的效果，这也是直到今天中国的相关档案没有解密的原因。
葛法蓝证实了这一点。他回忆说：“……中国当局立即从委员会收回了有关沈阳附近的脑炎疫情的部分文件。我当时意识到从其中的图表和表格中有可能推断出人口中的实际发病数，这对敌方是很重要的信息。”
在葛法蓝提供的另一个案例里，担负投放受感染动物任务的飞机被追踪，很显然飞机来自美国方面。应委员会的要求，中国军方提供了详细的雷达图。“但这些雷达跟踪资料归还给中方了，因为中方不同意把雷达站的位置透露给敌人。”
葛法蓝也谈到科学委员会曾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他说：“那时，我们有机会亲自鉴别他们的兴趣和他们深深的忧虑。”
有意思的是，葛法蓝只是在1952年来过中国。
“我从中国回国后，意大利警方剥夺了我的护照，因为我没得到许可就去了中国。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才重新得到护照，而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后来我没有机会因专业上的原因访问中国，我从来没得到过邀请。”
2003年2月，葛法蓝把自己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的大部分资料交给了伦敦的“皇家战争博物馆”，李约瑟博士的相关档案资料也存放在那里。当被问及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出版相关著作时，他说：“我一直打算就我在中国的经历写本书，但是，生物武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冻结状态，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新的兴趣。现在我太老了，承担不了用英文写一本书的重任。”
细菌战试验并不成功
从上世纪50年代起至今，中朝两国对美国的指控一直都得到一批西方学者的支持。50年代早期，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月报》(China Monthly Review)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约翰·鲍维尔先生，在他的杂志上批评了美国及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并支持中朝两国的指控。因此，美国政府于1953年查封了该杂志。1956年，鲍维尔先生和他的两名编辑助理——其妻子席尔维雅和朱立安·舒曼(中文名舒子章)——被美方指控犯有煽动罪。但是6年后，他们被宣判无罪。
因为美国军方未能向法庭提供任何档案或人证，法官以证据不足结案。
西方学者中对美国实施细菌战事实进行最深入调查的就是史蒂芬·艾迪科特和爱德华·海哲曼。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98年出版的《美国和细菌战：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一书中。两位历史学教授在书中汇集了一系列通过采访知情者和查阅政府档案收集到的证据，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即“美国迈出了最后一步，并在朝鲜战场上秘密地实验和使用了细菌武器”。
然而，两位作者也承认，“在美国现有的公开供大众查阅的档案中，找不到明确的直接的证据证明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细菌武器”。但他们获知美国官方的档案部门有许多与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
比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得到过美军化学武器部的各种记载。但是，1949年至1951年的档案资料目录的序言中说：“这些目录是(美国)军方在1956年把档案资料交到档案中心时准备的。目录是全部卷宗的一部分，反映了1956年当时的档案内容。1956年到1969年期间，一些档案被军方收回，另一些被销毁。现存记载是1969年由国家档案馆整理永久保存的。”
艾迪科特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美国许多严肃的学者在读了他们的书以后要求美国政府向公众开放关于朝鲜战争期间细菌战活动的档案资料。但美国政府对该要求至今保持沉默。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自由信息法案》也无能为力，这表明美国政府确实是在试图掩盖什么。
海哲曼教授在电子邮件里说：“通过从朝鲜和中国获得的资料以及从美国、加拿大的国家档案馆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旁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决定在朝鲜战争中试验细菌武器。如果细菌武器有助于打破战争的僵局，试验的诱惑力就更大。但从中美两国得到的证据表明，试验并不成功。”
海哲曼教授说：“如果中国的指控是一个骗局的话，这些证据应该不会存在，因为中国军政领导层不会自己糊弄自己。希望我们的证据能够提高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的可信度，从而让西方学者更多地援引报告有关内容作为证据，同时，也提高了詹姆士·艾迪科特先生实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新证据”的蹊跷出笼
西方学术界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细菌战问题的争论，在日本《产经新闻》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公布了新的所谓出自苏联时期的证据后再掀波澜。
4 N9 F$ U- l7 J6 k1998年1月，《产经新闻》刊登了内藤靖夫通过特殊渠道得到的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只供阅读”的“文件”或摘录。“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
这些“文件”展示了当年苏联内务部、安全部、外交部、驻朝鲜大使馆、军事医学院等各级部门参与这项指控及协助调查的有关人员的回忆证词。通过这些证词，文章试图证明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指控是基于苏联驻朝鲜的顾问们和中国及朝鲜的医学专家们的伪造的证据，即这是三国共同策划的骗局。
这篇文章发表后，一些西方学者如获至宝。他们纷纷援引这些所谓的新证据驳斥对美国的指控是“骗局”、“谎言”。
有鉴于此，艾迪科特和海哲曼多次撰文批驳了这些“新证据”。这两位学者认为：首先，这12份“文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次，《产经新闻》公布的这些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和细菌战关联不密切。再次，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不是学术研究所能依赖的证据：这些“文件”在莫斯科的原始来源没有被透露;档案名称和登记号也没有公开，其他学者无法依此找到和检阅这些档案;这些“文件”不是原件的复印件，而是手抄件或据称是从原件中做的笔记。另外，为什么一个神秘的消息提供者会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日本右翼报纸的记者也是个谜。
对于这些所谓的来自苏联的“新证据”，葛法蓝以微生物学家和当年细菌战调查的见证人的身份作出了评论，指出了这些“文件”中的医学漏洞，并说，“……看过这些‘新证据’后，我有时有这样的感想，那些批评黑皮书的人或者是对委员会所做工作有保留意见的人没有认真读过黑皮书”。“我非常惊讶专业的历史学家怎么会没有注意到这些证据的前后矛盾”。
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
在他们的著作中，艾迪科特和海哲曼教授用了几章的内容来追溯美国从二战中开始的生物战项目的历史。《美国医学协会学报》发表的关于此书的书评说：“两位教授的研究详细地展示了联邦政府、军事单位、医药行业和医疗研究机构如何长时间协作研制生物武器并准备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
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历史学家披露了美国和日本“保守得最好的官方秘密之一”，即美国是如何将日本在二战中的细菌战项目整合进自己战后发展生物武器规划的。
两位教授描述了美国如何根据军方的提议，豁免了一批日本战犯，包括石井四郎中将，以此换来他们在共享生物武器秘密技术方面的合作。二战中，臭名昭著的石井曾率领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把盟军的战俘和中国老百姓用于令人恐惧的实验。
至于美日之间的秘密交易，《美国和生物武器》与美国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所著《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生物战》两本书可以相互印证。《死亡工厂》中译本2000年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尽管已经解决了版权问题，《美国和生物武器：来自冷战早期和朝鲜的秘密》这本书尚未在中国国内找到愿意出版的出版社。
艾迪科特教授说，由于美国有大量的核武器储备和通常意义上的尖端技术，因此，它是最有能力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国家。朝鲜战争的事实表明，美国为达到其自身目的可能会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庇护战犯，使自己也成为国际战争罪犯。
而葛法蓝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告诫过从事科学研究的同行们。他在声明中说：“我希望一门有如此高尚传统的科学不应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相信我充分地表达了全世界微生物学家的想法。那些为与疾病和人类的苦难斗争而做出奉献、有时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不应该辱没对他们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