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民族性格的陈桥兵变：公元960年(后周显德七年)旧历正月初一，农历的新年使得后周宫廷中处处张灯结彩，一片喜气洋洋，小皇帝和大臣们准备欢度这一个传统佳节的到来。然而，就在这时镇(今河北正定)、定(今河北定县)两州的边关来报，说北汉和契丹联合入侵，后周的两位宰相范质和王溥闻听后慌了手脚，急忙命当时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大军前往抵御。
赵匡胤立即率领大军前往御敌。这时的北周君臣才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慢慢的恢复了先前的平静。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比契丹和北汉联合入侵更加可拍的阴谋这时正在开封城郊40里的陈桥驿一步步得以实现。
大军行至开封城郊的陈桥驿，已是夜晚，便驻扎下来。将士们劳累了一天都在安心休息，而这时的中军大帐中，这支虎狼之师的统帅赵匡胤正在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以及那个被后世称赞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按照预先的部署，进行着紧张的兵变准备。他们派人到将士中去鼓动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军中的将士很快开始议论，当今皇帝年幼，不能理政，就算我们打了胜仗，也未必能够得到皇帝的嘉奖，这样出生入死太不值得。索性不如拥立点检为皇帝，改朝换代，也好做的功臣。
声势起来了，于是，赵匡胤又派人回到开封城中，和驻守京师的石守信、王审琦秘密约定，作为内应迎接赵匡胤进城。等到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后，赵光义和赵普连同几员大将进入中军帐将赵匡胤从“睡梦中”推醒，披上皇袍，拥立为帝。回到开封城里，赵匡胤连同他的爱将们，逼着小皇帝禅位于己，因为自己曾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故该国号为“宋”，建元建隆，以汴京作为都城，彻底改朝换代，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北宋王朝。
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和陈桥兵变导致了宋王朝政策的变化，而宋王朝政策的变化却使得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唐代以前的中国，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面对外来敌人入侵的时候表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是毫无保留的，他们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无论是民族间的战争还是国家间的征伐，到处显现出战斗中呐喊的气势和顽强的民族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宋代政策变化之后，有意无意的从人们的眼帘里黯然消失了。
曾经一种或许无意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战斗的精神就在国家利益收到威胁时也显出一种世故，原本激昂的民族战争变得毫无生机，战争变成了护卫一个赵姓或是朱姓或是爱新觉罗姓家族的产物，家天下的思想变得尤其浓重，就像慈禧太后说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似乎，只要是保得住家族的手段，国家的脸面或是民族的尊严就算得到前所未有的践踏也不会有任何的激愤。
我们并不是一个好战者，只是在盘点华夏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时不免产生一种失落感，从宋代以后，任何的战争其内涵无非就是为一个家族而进行，国家利益、国家观念再也没有受过丝毫的重视。如果要加以史料的映证，南宋一次次战胜后给金代的岁贡，不是想为了百姓的安宁;明代为了不使领地受到损害，不惜禁止让渔民出海打鱼，以免和倭寇发生冲突，损害到自己家族的地盘(毕竟，古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和积累了很多年的财富。
这应该是那种胸怀的体现，之所以题目中提到“陈桥兵变”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性格，是因为这次兵变使得从上古时期积累至唐王朝的开阔而博大的胸怀即包容四海，尊重私人公共空间的意识全方位萎缩，变成了对文人的包容，以至于宋太祖对其子孙立下盟誓:“不杀士大夫,士大夫不因言获罪。”这样固然使“文字狱”为历代最少,文化高度繁荣,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峰，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宋代以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的确确是衰退了，民族性格趋于衰弱。而越衰弱对外界的反映越加敏感，再加上历来的本民族主义观念，不虚心向他人学习的“本能”，原本一个伟岸的中国民族变得缩水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利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的确，很难把这样的衰落说成是陈桥兵变的直接结果，但是，我们能够想象以及分析，没有这一次兵变，没有这一次轻而易举的改朝换代，如果宋太祖是经历了腥风血雨换来和平，那么会不会中华民族的上升期还会持续呢?历史有时候需要大胆的怀疑和推测。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陈桥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政策变化的诱因，虽然远远不能作为决定因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政变，竟然也变成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难以抹去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