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州之战是指唐贞元十七年七月至十八年正月，在唐与吐蕃的战争中，唐为减轻吐蕃对西线边境的压力，命剑南军主动出击，在维州与吐蕃军重要作战。此战，唐军围点打援;在吐蕃援军必经之地设伏，取得了胜利。
维州地处青藏高原东缘与川西平原结合部，东北与茂县、黑水相接，西南与小金县相连，东南与汶川相通，西北与马尔康、红原毗邻，在群山耸持沟谷纵横的川西地形中，属于典型的十字路口地带。这一地区自从西汉元鼎六年置汶山郡，始入中央版图。隋开皇六年置金川县，仁寿元年改通化县。唐武德七年改置维州和薛城县。
《唐会要•白狗羌》记载，“白狗羌，西羌之别名，与会州连接，胜兵一千”。由于唐朝初期边塞未宁，突厥、吐谷浑、党项压力甚大，唐朝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西北边防，对于西南诸羌主要采取招抚政策。白狗羌内附后，唐庭于三国时期姜维故城设置了维州城。
这座建在姜维故垒上的维州城遗址，当地俗称为姜堆，从目前残断墙垣分析维州城原有内、外两城，呈长方形布置，城四角及东墙中部有马面，墙底宽7.2米，残高8.6米，顶宽6米。以川西运力艰难的情况来看，在此地筹集物资夯土筑城工程不可谓浩大，加之维州城四面环山，控扼孔道，称之为天堑亦不为过。难怪唐史记载中，维州城虽经反复易手却只有一次是被攻陷，其余均为投降归附。
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国力渐强开始走向高原向各个方向拓展。
公元638年，唐蕃之间爆发了第一次正面冲突松州之战，虽然松州之战双方以平局收场，但作为挑战者吐蕃收获了川西诸羌的敬慕。其后川西山区逐渐成了吐蕃进攻剑南的策源地。所幸唐太宗、高宗、武后、玄宗等时期，唐朝国力尚强，川西地区虽经反复争夺，唐军至少还有一战之力，具备对川西诸羌施加影响的能力。维州虽忽而是羁縻州，忽而改为正州，但依旧能够控制在唐庭手中。
但安史之乱后，大量剑南军队抽走勤王，川西地区的防御压力越来越大。公元756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召谕南诏国王阁罗凤：“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巂、会同，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随即吐蕃与南诏联军进攻剑南，唐军无力抵抗，巂州、会同相继失守。等到唐代宗广德元年，吐蕃对河陇用兵，连陷秦、渭、成、洮、河、兰、岷、廓、临、原等州郡。在川西地区，则将松州、维州、云山城等地收入囊中。
其中，为了拿下唐军严防死守的维州，甚至谋划了二十年，使出了一个吐蕃版的“木马计”。当时，在维州城周边汉羌杂居非常普遍，吐蕃将领借助这一有利条件，派遣一位吐蕃女子进入维州城生活，并嫁给城内守军连生两个儿子。二十年后孩子长大，逐渐在城里诸羌中有了声望。当吐蕃再来攻城之时，两个男子联合城内其他诸羌，突然袭击杀光城门守军，从城内打开城门，吐蕃军队趁势一贯而入，攻破内外城墙，维州就此陷落。
夺下维州后，川西形式遽变，吐蕃以维州为中心构筑的战略防线再无弱点，因此吐蕃赞普亲自将维州改称“无忧城”，意为“川西从此无忧”。
随着吐蕃连续攻城掠地，唐朝在川西的形势岌岌可危，所幸继任剑南节度使严武文武全能，既可以同杜甫诗文唱和，又能统兵打仗运筹帷幄。公元764年，严武在当狗城痛击吐蕃、南诏七万联军，十月又配合郭子仪的朔方军拿下重镇盐川城。总算堪堪挽救了唐朝在川西的局面，征战途中，严武写下了记述这次战争的《军城早秋》一诗：“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
虽然严武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也仅仅是维持川西的局面。严武去世后，接任剑南节度使的崔宁继续在川西抗击吐蕃、南诏和诸羌部落的联军。在崔宁给朝廷的上奏中可谓战果累累，称分别在公元769年、775年、776年大败吐蕃联军，每次均斩首万级以上，缴获牛羊牲畜无算，但却从未有攻取州城的记录，很有可能是夸大其词了。
相反公元777年，崔宁却上奏朝廷，声言吐蕃进攻黎、雅二州，最终二州未失，吐蕃无功而退。但由此可见，吐蕃时刻寻机进攻的态势并未减弱，并以突破了川西山地，开始觊觎川中平原了。但公元779年吐蕃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神策军李晟在川西大败吐蕃联军，成功收复了维、茂二州。
这次大胜的意义并不在于，唐军重新夺回了维州，川西地区吐蕃主攻唐军防御的战争态势并没有改变。不久之后，在吐蕃军队的压力下，唐军不得不再次放弃维州城。而在于经过此战，吐蕃开始对南诏军队的战斗力产生了质疑，认为南诏军出工不出力，导致二者之间的联盟出现了裂痕。战后不久，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便将南诏国国王异牟寻改封为“日东王”，双方由兄弟之国降为臣属关系。
吐蕃对南诏关系的冷淡，为唐朝拉拢南诏联合对付吐蕃提供了机会，宰相李泌敏锐的感觉到南诏和吐蕃的疏离，对德宗说：“招南诏，则是断吐蕃右臂。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税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于是，德宗以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开始实施与南诏联盟的战略。
公元788年，南诏王异牟寻先遣其东蛮鬼主骠旁、苴梦冲，苴乌星入朝觐见。五月八日，德宗宴之于麟德殿，赏赐甚丰，并封骠旁为和义王，苴梦冲为怀化王，苴乌星为顺政王，各给印绶而遣之。就在唐朝和南诏眉来眼去的时候，十月，吐蕃发兵十万进攻川西，征南诏数万军队屯兵泸北，此时异牟寻尚未决定与吐蕃决裂，南诏照例出兵。
韦皋摸准了异牟寻首鼠两端的心思，给吐蕃和南诏间使了一条反间计。他亲笔书写了一封给异牟寻信函，书信中他叙述南诏离蕃归唐的好处，并列明归唐后，唐朝能够给予的优待条件。但这封信却不是送给异牟寻的，而是想办法通过细作送到了吐蕃统帅手中。吐蕃将帅看到这封信函后，对南诏产生了怀疑，派两万吐蕃军队驻扎在会州，阻断了南诏军队的入蜀之路。
异牟寻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不爽，命令南诏撤军，吐蕃和南诏的矛盾趋于表面化。失去了南诏策应的吐蕃军队成了一支孤军，在韦皋联东蛮兵打击下狼狈而回。战败后，吐蕃将领将进攻失利的责任，归咎于南诏的背离，言语之间颇多冒犯，这使得异牟寻心中更加倾向于弃蕃归唐。
随后数年间，唐蕃两国以维州为中心，在川西连番大战，虽然韦皋始终无法攻克吐蕃重病固守的维州，但却成功收复了嶲州周边地区。并在阵中斩杀吐蕃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腊城兵马使悉多杨硃、节度论东柴、大将论结突梨等战将。其中，青海大兵马使乞藏遮遮，据说是横行河陇十几年，吐蕃大相尚结赞的儿子，这员吐蕃骁将的被杀，导致川西吐蕃军队士气大搓。
而在这些连续不断的交战中，南诏军队却一种作壁上观，即便在吐蕃逼迫下出兵协助，也采取冷眼旁观阳奉阴违的态度。唐蕃两国在川西的博弈云波诡谲，但唐肃宗至德元年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的几十年间，蕃强唐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观。即便贞元十年，南诏国重新与唐结盟脱离了吐蕃的控制。但吐蕃军队主导进攻的态势依旧存在，双方都在暗中积攒力量，等待一场破局之战的到来。
公元801年，吐蕃再次向唐朝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相继攻陷唐朝麟州等战略要地，兵逼长安，然而此时的唐王朝，却走出了一招化被动为主动的妙棋---围魏救赵。驻守四川地区的剑南节度使韦皋率领步骑两万，兵分九路经四川杀入吐蕃境内，先后转战四个月，攻略城池七坐，焚毁堡垒150个，先后击溃吐蕃大食联军16万人。遂围维州城，援军至，转战千里，大败之。在维州决战中，韦皋以围点打援战法，消灭吐蕃自西北赶来增援的援军。成为了这场会战最后的胜负手。在四个月的持续打击下，唐军斩俘万余人，招降3000余户，不仅仅解除了吐蕃对于唐朝西北边境的威胁，更给了企图入主中原的吐蕃以沉重的打击。
而从整个唐朝吐蕃的战争格局看，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使吐蕃占据战略主动的一大转折点，那么维州之战就是唐蕃战争之间又一次转折意义的大战。维州之战前，吐蕃对河西的盘踞仿佛是一把硕大的砍刀，横在唐王朝的头顶上，而韦皋另辟西境，在西南地区开辟第二战场，接连占领吐蕃西南战略要地，仿佛是一把匕首横插在吐蕃人的肘腋之下，从而彻底扭转了唐朝在战略防御上的被动局面。
维州之战后，吐蕃实力大损，对唐朝的威胁大为减弱。从此，曾经雄踞欧亚内陆的吐蕃帝国也渐渐走向了下坡路，不仅再无力对唐朝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相反对于原有属地的控制能力也渐渐减弱，唐蕃之间虽然只有也发生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再。
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于长庆会盟，彻底结束了两大军事集团历经数百年的持续对峙和战争状态，在之后的时日里，双方都忠诚的遵循了这一盟约。韦皋破吐蕃的赫赫武功，恰恰是打开两大集团和平之门的一把钥匙。世人对晚唐政治颇多贬斥，然而透过维州之战的辉煌，仍然可以依稀可见盛唐武功的丝缕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