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因为在古代粮食产量低，而且人们对抗疾病等因素的能力非常弱，同时还会时不时的爆发战争，所以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而不得不采取三妻四妾制度，经常发生丈夫死后，小妾为独占家产，将正室及其子女赶出家门，但是有次却因此改变了历史。
在数百年前的北齐皇族经过不断地分裂，分离出了一支名为高氏的皇族，这天高氏有一个小女儿问世了，一家人都沉浸在欢喜的氛围中，没有人想知道今后这个女孩会青史留名，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
因为身上有着皇族血脉，所以高氏一族一直都非常注重文化教育。然而这平静的生活，却因为男主人的突然病死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妾为了抢夺家产先发制人把高氏和她的孩子全部赶出了家门，让自己的孩子成了唯一的继承人。
走投无路的高氏在万般无奈下只好带着自己的孩子回了娘家，最终选择投靠了自己的哥哥高士廉。高士廉可不是普通人，在当时深受各路文人的尊重，因为他心胸豁达并且才学过人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先达”，面对无家可归的妹妹他没有多说一句话，直接将妹妹安置在了自己的府邸里。
不过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高士廉就遭到了政敌的打压，被贬官到了偏远地区，于是高氏又要流离失所了，不过高士廉在离开之前给自己的妹妹置办了一套房产，虽然房子不大，但是足够高氏带着孩子安顿下了。
机缘巧合的是高士廉在被贬期间，结识了一位青年才俊，两个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于是高士廉就把自己的外甥女许配给了他，而这位青年就是当时唐公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后来两个人都到了婚配的年纪，于是双方就根据当年的约定成亲了。不久后李渊就自立为帝了，而李世民也被封为了秦王，所以高士廉的外甥女长孙氏也顺理成章的被封为王妃。
成婚后的长孙氏和李世民关系非常好，两个人先后有了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尤其是大儿子李承乾最被器重，深受李渊的喜爱，据传是李渊亲自为其赐名的。而小儿子李泰也是深受疼爱，在当时以他的身份最多被封为郡王，但是他却获封卫王，可见宠爱远远超过了常人。此时的唐朝新旧更替，百废待兴，李渊决定用一种新的货币来代替当时的货币，而这一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李世民的头上。
后来根据史书记载这种货币被称为“背月钱”，据悉是因为在制作模具的时候,长孙氏不慎在上面留下了一个指印，可见李世民对长孙氏的宠爱。这还不算完,在他继位后特意安排了长孙氏的侄子和孙子作为太子的陪读。
在此后他先后提拔了长孙氏的数人，还在全国巡游的时候特意拜访了许多得道高僧，并且捐赠了大量的香火之物，希望能够得到道士们的祈福，保佑长孙氏的身体安康。
在“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和两个哥哥的关系非常紧张，而这时往往是长孙氏从中缓解，最终玄武门兵变的成功离不开长孙氏和一众谋臣的谋划。最终李世民在玄武门顺利的解决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个人，顺利的登上了至尊帝位，李世民继位后大肆封赏了群臣，并且在凌烟阁记录了功臣们的贡献，而他当然也不会忘记长孙氏，他继位十数天后就封长孙氏为皇后。
皇帝的后宫有无数佳丽，但是最能够牵动李世民心弦的还是长孙氏了，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贤德的皇后仅仅只活了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出殡，李世民“亲临宵载，义追深远”，更亲自为长孙皇后撰写碑文。
之后太宗又做了件前所未有之事。他认为仅是在寝宫陵殿安奉皇后并不够，于是命人在元宫外的栈道上修建了宅舍，令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入葬元宫，高宗李治希望继续保留栈道起舍，却被大臣谏止，理由是，按照旧例，“只有寝宫安养供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卫之仪”。可见这种在寝宫陵殿之外再修宅舍对已逝之人供养如生方式，为李世民首创。在李世民心里，长孙皇后永远是活着的。
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太宗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太宗让魏征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征是否看清了，魏征装作没看见，太宗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征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太宗听后明白魏征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尽管太宗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李世民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对此礼制不会不知，却还是毫不避讳建层观，望昭陵，甚至还拉着大臣一起怀念。只能是用情太深，情难自己了。层观虽然拆除了，但李世民对爱妻的思念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反而越发汹涌难以自控，以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倾诉自己在丧偶之后，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的悲苦情境。
贞观十年(636年)，因哀痛妻子逝去，唐太宗搜访道林，度人出家，为长孙皇后祈福。
贞观十四年，长孙皇后和祖考们(皇祖弘农府君李耳、宣简公李熙、懿王李天赐、太祖景皇帝李虎、世祖元皇帝李昞、高祖大武皇帝李渊六人)同享天子七庙乐，七庙登歌，每室别奏。文德皇后庙乐，奏《光大》之舞
。
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又命高僧道宣为长孙皇后造供养经，此经卷至今尚存。
同年，长孙皇后的次子李泰在洛阳大兴土木，于龙门山开凿佛窟，为母亲追福。等到佛像即将完工，十月唐太宗亲自前往龙门检验，看到一切令他满意后，命令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刻发愿文《三龛记》于石碑之上。这就是著名的《伊阙佛龛碑》，立于贞观十五年十一月，是龙门石窟形制最大的摩崖碑刻。碑文中述写了李泰在母亲去世后，思念母亲恩德，于是在龙门造佛像经过。不可否认李泰此次造像的确有讨好父亲，与长兄李承乾竞争之意，但除此之外，追思母恩也是不必怀疑的。此时长孙皇后已然过逝五年多了，李泰谋嫡时扔抬出母亲来讨好父亲，说明在李世民心中，对妻子一直没有忘怀，足见痴心情长。
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命人在太平观内为长孙皇后造原始天尊像，“二真夹侍，拟香园之妙，写空歌之仪”。以此为爱妻追福。
李治一直知道父亲对母亲的深深思念，自己也经常回忆起母亲生前的种种慈爱，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母亲长孙皇后所建大慈恩寺定“思报昊天，追崇福业。”于是在唐太宗的支持下建造了一座宏伟富丽的寺院，起名大慈恩寺以此来纪念母亲。
大慈恩寺的规模很大，共有十几个院落(现仅存唐代时的西塔一院，其余早已荡然无存)，1897间房屋，云阁禅院，重楼复殿，十分豪华。唐玄奘称其“壮丽轮奂，今古莫俦”。大慈恩寺落成，太宗和太子举行了隆重的入寺仪式。当时“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一千五百余乘，帐盖三百余事”并经，像，舍利等从弘福寺引出，京城僧众执持香华，呗赞随后，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眩日浮空，震耀都邑”沿路观者数亿万人。此外特地将玄奘任命为主持。
高宗即位之后，玄奘认为大慈恩寺是皇帝为母亲追恩所建，此事应该立碑传扬后世，高宗应允，亲制碑文，此即《慈恩寺碑铭》。碑将至寺，玄奘法师“惭荷圣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众及京城僧尼，各营幢盖、宝帐、幡华，共至芳林门迎”。
终唐一世，大慈恩寺香火鼎盛，是长安城中的佛学名胜之处，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足迹。直到千年后今天，依然矗立。
同年唐太宗令苏方士为长孙皇后造《妙法莲花经》以追福。
从长孙皇后逝世到唐太宗病逝这十三年间，给长孙皇后的追福活动一直不曾停止。虽然身处皇权中心，但李世民追忆妻子，李治感恩母亲的感情与常人并无二致。高宗登基后继续为母亲追福，并于龙朔三年(663年)立资圣寺于崇仁坊。
长孙皇后遗言要求薄葬，希望不起坟茔，以山为陵。一向爱重妻子的太宗不仅听从，更下诏将其作为祖制，
唐昭陵九嵕山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合葬地以传后世。从此开创了唐朝以山为陵的先河。其后太宗命令阎立徳营建昭陵。在长孙皇后去世当年，太宗就开始设想将来与妻子的合葬事宜，决意将来与爱妻同穴而眠。先是于十年十一月(636年)，刻六骏雕像于昭陵。
后又在十一年二月(637年)下达了功臣陪葬诏。并开始陆续让功臣葬入昭陵。
其实在长孙皇后生前，便与太宗同住一个寝宫，正因为如此，柴绍旦夕告变之时，才得以扶疾以从。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入葬昭陵，在元宫中等待了十三年的长孙皇后终于又一次与丈夫聚首。正所谓“伉俪之道，义期同穴”。长孙皇后和太宗生同寝死同穴，不负夫妻之义，伉俪情深。
可见李世民对于长孙皇后的用情至深，而长孙氏的荣华富贵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那个将她逐出家门的小妾，这是当时谁都没能想到的。
对此你有何不同的见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