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是岳飞的第21世嫡孙、岳飞三子岳霖系后裔，出生于武将世家，其父岳升龙为康熙时代的议政大臣、四川提督，当年随康熙皇帝西征噶尔丹，颇有建功，康熙帝曾赐予匾联“太平时节本无战，上将功勋在止戈”。雍正四年（1726），追谥“敏肃”。岳钟琪颇受父亲教益。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
年少时，岳钟琪和同伴的游戏，常常是用石头布阵打仗，其他少年都斗他，有违背规则的就会受到惩罚，都畏惧他的厉害。读书之余，常常和军士们说剑论兵，所出奇招，连大人们也很佩服。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岳钟琪做了候补知府，两年后的康熙五十年（1711），岳钟琪被授予游击的武职，自此弃文从武，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岳钟琪曾带兵深入西藏驱逐准噶尔，升为四川提督，接任川陕总督，后来准噶尔再次东侵，岳钟琪授宁远大将军前往征讨，但这次征讨失败，兵部决定判他死刑，上奏时雍正却并没有同意，这是为什么呢？
岳钟琪深沉刚毅而多智谋，对士卒很严厉，但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所以都愿意为他卖命。雍正多次褒奖他的忠诚，所以屡次将征剿的重任托付于他。整个清朝，作大臣的汉人中拜为大将军，连满族士卒也听命于他，仅仅岳钟琪一人。在平定青海叛乱中，盖世功勋，72万平方公里的青海全部隶属清朝，逐准安藏，建立大功，123万平方公里的西藏纳入大清版图。起复委用，平定大金川，傅恒当时作经略也因岳钟琪而立了大功。乾隆皇帝在他的怀旧诗里，把他列为五功臣之一，并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
雍正三年（ 1725年），为发展经济，方便牧民，岳钟琪奏请恢复河州、松潘互市；新开西宁塞外丹噶尔寺市场；为消除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仇恨的根源，将年羹尧令金川割给沃日的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使部落间得以和平相处；为便于就近治理，将距康定远，不便遥控的昌都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充卓诸部，请宣谕由达赖喇嘛领辖；将四川巴塘隶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划给就近的云南中甸等。他的奏请均予照准。
此后，岳钟琪又于雍正四年（ 1726年）、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七年（1729年）上奏疏请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建府置县等，雍正皇帝均依奏照准。
雍正七年（1729），岳钟琪被任命为宁远大将军，作为西路主帅和北路主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一起，前去征讨盘踞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可是由于作战用兵不当，贻误最好的作战时机，频频败兵。而岳钟琪手下的提督纪成斌更是畏敌如虎，一次作战中为了逃避责任甚至假报战果。雍正知道后震怒，加之对之前的事情心有忌惮，于是在谕旨里说岳钟琪“秉性粗疏，办事怠忽，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严，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士气不振，误国负恩，罪难系数”。雍正十一年（1733），遭到弹劾后的岳钟琪又被兵部判处“斩立决”，上奏雍正时雍正却将其改成了“斩监侯”，也就是死缓。就这样，岳钟琪一直被关在大牢中，直到乾隆二年（1737），才被释放，贬为庶民。
不难看出，雍正对怎样处置岳钟琪这件事似乎有些难以抉择。其实，此次败兵，雍正也要负一部分责任。雍正由于沉浸在前几次胜利的喜悦之中，对此次的征讨便有些过于轻敌，战争中也曾拒绝相信岳钟琪的奏报，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再者说，此次出征的主要负责人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而傅尔丹受到的处罚也仅仅只是下狱而非死刑。雍正若判了岳钟琪的死刑，那么必然遭受世人的谈论和质疑。雍正作为一个帝王，也要考虑自己作为帝王的名声，自然不会真的杀了岳钟琪了。还有一点就是，岳钟琪曾经多次为大清出征，立下汗马功劳，雍正虽因他手握大权对他有所忌惮，但也只不过是想削弱他手中的权力，念在他曾为国出征的份上，将他革职即可，还不至于非得置岳钟琪于死地。
后来，乾隆十三年（1748），当时正值大小金川发生叛乱，已经被贬为庶民的岳钟琪得到了乾隆的任用，62岁的他再次披挂上阵，一举平定叛乱，而后又多次立功，得到了乾隆的褒奖。不得不说，多亏雍正将岳钟琪的死刑改为“斩监侯”，让岳钟琪还能继续为雍正的儿子卖命，守护大清的河山。
岳钟琪是弘扬岳飞“精忠报国”爱国主义思想最为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终身闪亮着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的清正廉洁的高风亮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的军事思想深邃中国优秀传统军事思想灵魂；留存在“皇宫”内外和金岗山上的为岳钟琪一生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构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