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单双号限行，在的士车上收获了一段广播评书，恰好说到曹操欲收庞德，命夏侯渊等人与他对阵时不得杀死他，一定要想办法生擒活捉他心爱的勇士。 评书说得极为生动，演义色彩浓厚。同行的朋友感叹说：曹操真是比刘备心胸宽广，为国为民，而不是任人唯亲。你看曹营中人才济济，大将无数，谋士更是来自五湖四海，他这招揽人才倒不是挂一个幌子。刘备呢？到死就那么些兄弟，再加上一个揽权的诸葛，也是到死都要自己一个人鞠躬尽瘁。刘备跟他的这些兄弟，搞得中国战乱多年，民不聊生。 其实，曹操最大的历史功劳是发明了屯田制，让士兵在战乱之余，也能在边疆休养生息，保护民生。曹操当然是一个真正有治国策略的人。 但是三国这段历史，在中国之所以这么著名，老百姓谁都能评说一番，也就是始于一段演义。演义的策划者罗贯中——二月河派的鼻祖——对中国史学的功过见仁见智，文学上的成就，却几乎比肩《红楼梦》。这段演义的伟大之处，是把曹操的历史扭转成了刘备的历史。这一个视角上的扭转，立刻产生了巨大的趣味：一段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纷争的无讲历史，在江湖道义、兄弟情深和权谋之术的合谋下，产生了影响到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世俗伦理的示范效果，“成就”不是一般得大。 罗贯中，中国历史的故事大王，他的方法论核心是换一个视角看三国。人们都说吴宇森新片《赤壁》的故事讲得不好。我看在学习罗贯中讲故事的方法论上，《赤壁》却很得这位故事大王的三昧呢。 从《赤壁》上集看，吴宇森的故事起码有三个可取之处： 第一，曹操并非为权欲打东吴，他是为小乔打东吴。这个转变使得曹操具有了特洛伊式的英雄气概。为美女而战，是东西方人都容易理解的动机。吴宇森受中国国情之限，忍不住利用剧中人物之口对曹操为女人而战下了一个负面的判断。这样的道德判断在海外发片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可以毫不犹豫地剪掉； 第二，对周瑜诸葛关系的重新塑造。在罗贯中的演义里，周瑜是一个自恃聪明，心胸狭窄的人，诸葛亮将这位江东才子戏弄于股掌之间。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故事非常喜爱，因为蜀国视角让他们倾向于认同诸葛亮的才华。但是，这个故事在时间限制较多的电影里，会让主题变得不可琢磨。尤其是西方观众，不熟悉中国酱缸式的生活观，完全无法理解，请求援助的一方，怎么能够对施与援手的一方采取坑蒙拐骗的手段呢？开展道义援助的一方，又怎么能作为被戏弄者出现呢？周瑜诸葛，被塑造成惺惺惜惺惺的关系，让影片呈现出更加明确的正剧色彩，是大片的应有之道；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上集显现的东吴视角。吴宇森打破了罗贯中的蜀国视角，将赤壁故事的重心放在了东吴，这个在《三国演义》里最不重要的国度，立刻出现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东吴，是三国里面最旗帜鲜明地倡导民生的国度。并且，这个国度拥有非常“现代”的生活观，比如他们热爱音乐，男女平等，自由恋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东吴实际上是一个传说一般的国度。这个丰饶的国度，利用长江天险，自然保有了健康的文化和政治生态。吴宇森要学习罗贯中转换视角，显然无法选取不招中国人待见的强势人物曹操一方，选择东吴，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而且也相当成立。 吴宇森对东吴投入了相当的感情，刻画了很多细节向东吴致敬。当电影从阴郁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和走投无路的刘备的开场中走出来，进入东吴的地界后，立刻变得生机盎然。“曲有误，周郎顾”的传说被演绎得颇有情怀；孙权即位不久不敢出征的转变也非常合理；瑜亮赌琴互诉心曲的配乐比较到位；周瑜和小乔的感情生活令人信服；甚至孙尚香和刘备之间的故事，也很有些合时宜的味道；那匹叫“萌萌”的小马，台词固然无厘头，对于东吴一片田园风光的幸福生活，倒是最好的写照。三国在罗贯中是老谋深算的时代，在吴宇森的镜头中猛然变得年轻。英雄年少，干戈玉帛，意气风发，挥斥方遒。我们的国度，从东吴的角度看过去，健康得很，可爱得很。这样风流的情歌，似乎早就该赠与吴国了。 吴宇森的这部东吴情怀的电影，拍了四年，拍摄的过程大概也可以写一部三国了。明星的来来回回犹如大将换马，资本的出出进进好比势力比拼。凡此种种，说明一件事：在中国，拍电影不是拍电影，是打仗。吴宇森有幸，在电影的刀锋上行走，黯淡多年，终于重回一线，成为实践证明的可以有票房的大片导演，可喜可贺；香港电影界有幸，刘镇伟、杜琪峰、周星驰、陈可辛……这些打不垮的香港电影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重获电影生命力的越来越多，可喜可贺；中国电影有幸，去年《投名状》《长江7号》之后，今年又有《赤壁》，事实证明张艺谋为奥运歇业两年功劳不浅，中国式大片人才辈出，可喜可贺。上述有幸归根到底是中国电影观众之幸，有更多人拍的好电影看，才是硬道理。 我今天毫不隐讳地为吴宇森打抱不平，祝愿他带着“赤壁”，英文叫“Red Cliff”，从好莱坞黯然归来的凝固时光中走出，怀抱着他母语国度的美妙历史重新走出，并获得世界范围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