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首五言绝句是朱德元帅为古代同乡苏洵与儿子苏轼、苏辙“苏氏一门三父子”写下的赞美诗。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一同进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堪称一代文豪，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他笔下描写杭州西湖风景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其右。
苏轼是大文豪自不待言，但却不是高不可攀的“文化明星”，他与大众始终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对苏东坡也都怀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然而，才华横溢的苏轼，却因锋芒毕露而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宋神宗赵顼喜欢他，但却不能重用他；宰相王安石称赞他，但却极力排斥他。这无疑注定了苏轼四处漂泊的官场生涯。
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被左迁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的生活，虽然让他失意于官场，但这远离京城、远离争斗的“天高皇帝远”的生活，让苏轼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友人诗文唱和，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寺庙与和尚交游，还可以自由自在地与青楼的妓女们尽情放歌。于是，杭州就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初到杭州，苏轼便把自己的轻松愉悦的心情表露出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乃人间天堂之地，自然是青楼林立，寺院荟萃，因此青楼中的名妓、寺院中的名僧，也不在少数。名妓，名僧，是古代文人最喜欢交往的两类人。“戒诗以后诗还富，哀乐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携名妓即名僧。”这是清代著名文人龚自珍的一位朋友笔下的诗句。“不携名妓即名僧”，苏轼在杭州就过上了这种特高雅特有品位的生活，有时还左边名妓，右边名僧。用苏轼的话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杭州寺庙多和尚也多，“内外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吴越立国，增为四百八十寺”。杭州寺院中名气最大的是位列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灵隐寺，当时有僧众三千余人；其他如下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善寺、智果寺、梵天寺等，也均是“历史悠久，和尚众多”的天下名寺。
苏轼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精研佛法，最喜欢上山寻寺与和尚打交道。他曾两次任职杭州，先后结识了惠勤、惠思、清顺、守诠、惟肃、仲殊、道臻、可久、慧辩、大通、惠觉、怀琏等一大批和尚。他的寺院朋友中有一个以杭州为中心，辐射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的“和尚圈”。据苏东坡自己说，吴越的高僧他大都是熟悉，“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
据说，到杭州的第三天，苏轼就出去找和尚，但他没去灵隐寺，而是去找孤山智果寺的惠勤和惠思。苏轼为什么要找先去他们呢？原来，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曾向他隆重推荐说，“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于是，他们也就成了苏轼在杭州最早认识的两个和尚。
欧阳修跟惠勤、惠思已经交往了三十年，苏东坡和这两个和尚更是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曾挥笔写下了《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兹游淡薄欢有馀，到家恍如梦蘧蘧。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结识了惠勤、惠思之后，苏轼又开始了与清顺、守诠的交往。但与他们的交往却是因为两次偶遇。有一天，苏轼在西湖北山葛岭宝严院游玩，于僧舍壁间见一小诗：“竹暗不通日，泉声落如雨。春风自有斯，桃李乱深坞。”苏轼见此诗颇为清新，便打听作者是谁。有人说这是清顺和尚写的，于是，他马上找清顺。果然一见便成为朋友，促膝相谈。随后二人交游唱和，往来不绝。
说起来，守诠是梵天寺的狂僧，“佯狂垢污”，他曾在梵天寺的墙壁上题诗：“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履。唯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有一次，苏轼在梵天寺中游玩看到此诗后，深感这样的诗句颇为清婉可爱，于是和诗一首于后：“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由此可见，苏轼喜欢结识的和尚大都是寺院文坛的翘楚。
苏轼认识惠觉和尚是因为竹子。当时江南的寺院里大都喜欢种竹子。竹子给寺院不仅带来了幽雅，还带来了诗意。有一天，苏轼到杭州管辖的于潜县视察，顺便到寂照寺游赏。这座寺院中到处是幽幽浮动的竹影，让人感到心旷神怡。于是，苏轼应惠觉和尚之请，挥笔写下流传千古的《绿筠轩》一诗：“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轼对竹子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苏轼文名远播，虽然左迁杭州通判，但毕竟是杭州府的二把手。因此，上任伊始就受到了热烈欢迎，各级官员和地方名流排着队请他吃饭。酒宴之上自然少不了雪明花艳的歌妓助兴。于是，才华横溢的苏轼很快便成为杭州名妓们追逐的热点人物。据苏轼自己说，他虽然喜欢携妓饮宴，但似乎从来没有迷恋上哪个歌妓，这是“老来厌伴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
身在的官场的苏轼十分怜惜那些风月场中的女子，曾写下《薄命佳人》来表达自己对于她们同情之心。其诗写道：“双颊凝酥发抹漆，眼光入帘珠的。故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吴音娇软带儿痴，无限闲愁总未知。自古佳人多命薄，闭门春尽杨花落。”不仅如此，苏轼在杭州时，遇到想从良的歌妓，还千方百计为她们去籍开脱了，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杭州的名妓周韶和琴操。
苏东坡到任没多久，周韶就提出脱籍的请求，苏轼十分欣赏像周韶这样“清水出芙蓉”型的女子，有心帮她脱籍，但想到在知府陈襄那儿没法交待，就没有立即批准：“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原来周韶是陈襄十分喜欢的杭州名妓，色艺皆为一之冠，更精于茶技，她曾多次和精于品茶的大书法家蔡襄斗茶，每次都赢得蔡襄甘拜下风。
虽然得不到脱籍的批准，周韶并不甘心。在一次陈襄宴请的招待会上，她再次请求脱除妓籍，并提笔写诗，表达自己对于从良的渴望：“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此时白衣飘飘的周韶自比笼中白鹦鹉，让参加宴请的人齐声喝彩。这时苏轼趁机进言说，周韶身穿白衣是因为正在居丧期间，她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听到此话，周韶眼圈一红，立刻泪眼盈盈。此情此景让陈襄动了恻隐之心，立即就批准周韶脱籍的请求。
事后陈襄深感后悔，苏轼就时常进行劝慰，第二年在常润道中还写下《有怀钱塘寄述古》一诗：“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逢。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记得金笼放雪衣”指的就是陈襄批准周韶脱籍一事。
相比周韶，琴操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她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不幸获罪，只有十三岁的琴操流落风尘，开始了欢场生活。苏轼到杭州做官时，琴操入行三年，刚满十六岁。苏轼很欣赏这个清纯的女孩子，更可怜的她的身世，经常带她出来游山玩水，心中逐渐产生度她之意。有一天泛舟西湖，苏轼和琴操合演了一回参禅情景剧，苏轼扮作佛门长老，琴操为门下弟子，这一官一妓在湖上演起戏来。但这出戏还没有结束，苏轼就让琴操脱籍从良了。第二天，琴操拿出多年的积蓄赎了身，在临安玲珑山出家为尼，八年后去世，时年仅二十四岁。
琴操去世后，也就安息在临安的玲珑山上。这座山虽小，然而，这小山中有了这一方坟冢，又和苏轼扯上了关系，自然与众不同，就如《玲珑山志》开篇八字：“玲珑虽小，苏轼曾登”。于是，琴操因苏轼而名满天下，引得八方文人到玲珑山来发思古之幽情。民国时期，林语堂、郁达夫和潘光旦同游至此，三人翻遍临安县志，却不见一字提及琴操，皆摇头叹惜。在野草丛生、荒寂败败的琴操墓前，三人“齐动公愤”，郁达夫写了这样一首诗：“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据说郁达夫曾想为琴操修墓立亭，但他自个儿的事都够忙活的了，最终不了了之。
苏轼曾两次在杭州做官，因此，这里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绯闻逸事。据南宋文人王明清所撰的《挥尘录》记载。宋哲宗元祐四年，也就是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府，经常与和尚、妓女在一起谈诗论画，不亦乐乎。春天每遇休暇之时，必定约好友、和尚和妓女到西湖上游赏。清晨出发，早宴一定选在山水最佳处举行，宴会完毕，每个客人自乘一个小船，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名妓女，任其随意调戏取乐。到了落霞时分开始鸣锣集合，把各船召回，再到圣湖楼，或竹阁之类的歌舞酒楼，极欢而罢。每次不狂欢到深夜不归。而每次回城的时候，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骑过。苏轼带着妓女游湖的一去一回，都成为当时杭州不可或缺的风景。
在宋代文人的随笔《调谑篇》中，就有苏轼与妓女、和尚一起玩乐的记载：大通和尚和苏轼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有一次，苏轼带着一群朋友上山逛庙，其中就有一名歌妓。大家知道大通和尚的老规矩，就在山门外面等候。苏轼是大通和尚的老朋友，就带着这些朋友先进了寺庙。大通和尚一见苏轼带了一名歌妓进来，就一脸的不高兴。苏轼却向老和尚施礼道：“大师若肯把自己诵经的木鱼借给这些曼妙的歌女们，我愿意写一首道歉诗，叫她们唱给禅师。”于是，苏轼作《南柯子》一词：“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苏轼的调侃之作，使大通和尚开怀大笑，忘了佛家的清规戒律，与这名歌妓竟然也一见倾心。苏轼一见大通和尚动了凡心，就戏谑地笑道：“今日我参破老僧禅矣！”
但是，苏轼与名妓名僧的交往被传为千古佳话的故事，发生在苏轼出任徐州知州的时候。当时，徐州有一位名妓，叫做马盼盼。这位马盼盼，不仅色艺双绝，而且十分喜欢苏轼的书法，一直很希望学习苏轼写字。她很有天赋，善于模仿。她曾经书写苏轼一篇赋文中“山川开合”四个字，几乎可以以假乱真，连苏轼也十分称赞她的书法，一直将她视为红颜知己。
当时北宋有一位著名的诗僧名叫道潜，在诗坛享有盛名。苏轼称赞他“诗句清绝，可与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因此，他与苏轼在杭州时候是莫逆之交的朋友。他长相标致，文采出众，下笔成诗，文惊四座。有一次，道潜到徐州来看望苏轼，被安排在逍遥堂住下。当天晚上，苏轼就安排宴席招待道潜，并带着马盼盼前来赴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苏轼便让马盼盼上前向道潜求诗。道潜镇定自若，要来纸笔，一气呵成，写了一首绝句：“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楚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苏东坡见之大喜，笑道：“我尝见柳絮落泥中，私谓可以入诗，偶未曾收拾，遂为此人所先，可惜也！”这意思就是说，我也曾看见柳絮落在泥中，认为可以入诗，想不到被你抢先了！
从此，苏轼更是将道潜看做生死朋友，道潜亦然。后来，苏轼遭贬谪居黄州时，道潜不远千里相从，居留长达一年多时间，后复回于潜西菩山中。到苏轼贬居海南，道潜打算渡海相随，苏轼写诗劝阻。由于他和苏轼的关系，道潜也受牵连而治罪还俗，谪居兖州。后来受诏复还，仍削发为僧，赐号妙总大师，崇宁末年归老于江湖。
当时，道潜从徐州辞别后，苏轼便更加十分珍惜与马盼盼的情谊。苏轼出任徐州知州还不到两年，就改任湖州知州。临别徐州时，苏轼写了两首辞别词，一是《江城子·别徐州》，二是《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从其中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除了对徐州这一方土地的无限热爱之外，还透露出他对马盼盼的依依惜别之情。
其一，《江城子·别徐州》：“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摧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其二，《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玉觞无味，中有佳人千点泪。学道忘忧，一念还成不自由。如今未见，归去东园花似霰。一语相开，匹似当初本不来。”
苏轼离别徐州的时间，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唐代大诗人李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烟花三月，从古到今都是最美丽的季节。而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他却不禁吟诵出“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的千古名句，让徐州的天地为之动容。苏轼走了，留下的却是自己对马盼盼情感心路上的千古遗恨。
苏轼离开了徐州，离开了徐州的山山水水，离开了红颜知己马盼盼，但他却留下了苏堤、黄楼、放鹤亭、快哉亭等不朽的历史遗迹和《放鹤亭记》、《九日黄楼作》、《杏花诗》等千古流芳的诗文辞赋，成为了徐州这个千年古城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存。时至今日，徐州人民对这位曾为徐州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历史伟人仍心怀崇敬和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