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戏曲家李渔颇知秋天的好处：“炎蒸初退，秋爽媚人，四体得以自如，衣衫不为桎梏，此时不乐，将待何时?”但他亦知秋天的可贵，霜雪一至，则诸物变形，秋风一起，即花残叶落，这都只是顷刻间的事情，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则秋价之昂，宜增十倍。“有山水之胜者，乘此时蜡屐而游，不则当面错过。何也?前此欲登而不可，后此欲眺而不能，则是又有一年之别矣”。
另有一事，亦属此时不抓紧，则“又有一年之别矣”，即赏菊。
“菊花隆”名扬“菊花会”
中国自古有秋季赏菊的传统，尤其到了宋代得以大兴。宋人笔记中对秋季赏菊，记载很多，孟元老于《东京梦华录》中回忆开封九月的盛况：“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吴自牧在《梦粱录》称：“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避邪翁，菊花名延寿客，故假此两物服之，以消阳九之厄尔……年例，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士庶之家，亦市一二株玩赏。”张镃在《南湖集》中列举一年四季中的赏心乐事，农历八月仲秋即有“湖山寻桂、现乐堂赏秋菊……霞川观野菊”，而到了九月季秋，照样要在插萸登高的同时，到“把菊亭”采菊。
明清两代，赏菊照样是秋季必备的传统项目，散文家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兖州的缙绅大户于赏菊之日的场景：“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镌刻或刺绣着菊花的图案，整夜烛火不灭地照耀着，“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
张岱还饶有兴致地记述了一段他跟友人一起去参观“菊海”的奇特经历。出城走了五里路，到了传说中的花园，在园子里绕来绕去，边边角角都踏遍了，“绝不见一菊，异之”。正在这时，花园的主人将他们带到一处苍莽空地，那里有三间用芦苇叶搭建起的大房子，张岱他们一进去，就大声惊叹“真菊海也”!大房子的三面砌了三层花坛，全部堆满了菊花，“花大如瓷瓯，无不球，无不甲，无不金银荷花瓣，色鲜艳，异凡本，而翠叶层层，无一叶早脱者”。让张岱大饱眼福。
不亚于菊海的，是清代的菊山和菊塔。菊花在古代也叫做九花，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写道，秋季，“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庋广厦中，前轩后轾，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
上个世纪初，北京每年的农历九月必搞菊花展览会，陈鸿年先生在《北平风物》一书中记载过当时的盛况，展览会特聘专家予以评判，名列前三名者必有奖品。“一时养菊名家云集，各出精心培养之佳品，报名登记，使长安道上中山公园之场地，如菊花仙子之集会，钗光鬓影，美不胜收”!而每年夺魁者都是一位住在宣武门内西铁匠胡同的名叫隆显堂的先生，北京人都管他叫“菊花隆”。菊花隆最拿手的杰作，是人工接种，即“插枝”技术，千变万化，运用无穷。菊花的颜色，绿颜色的当属名贵，墨绿色的墨菊尤属珍品，菊花隆“更有所养之‘红菊’，鸡血红、朱砂红、西洋红，鲜艳夺目，一枝独秀，应是菊花展览中之翘楚”。邓云乡先生在《燕京乡土记》中写过旧京另外两位养菊名人，一位是家住蓝靛厂的“钎子刘”，还有一位是家住新街口的刘絜女，“养的菊花也是闻名遐迩的”。
鲜为人知的，是清末民初上海也搞过“菊花会”，地点位于豫园萃秀堂外。清代思想家王韬在笔记《瀛壖杂志》中记载了菊花会的场景：“瘦石疏苔，曲廊小榭，已觉萧然有秋意。绕湖石折而东北，境地开朗，遥见菊影婆娑，毕呈眼底。循回栏而入，则万卉齐花，高低疏密，罗列堂前，棐几、湘帘，瓷盆、竹格，无不尽态极妍，争奇斗胜。”在上海的菊花会上，如同北京一样，也要搞评奖，经过专家品评，按照“新巧”、“高贵”、“珍异”这三类，在每一类中评出甲乙，“盆盎皆标列艺菊主人别字，殊令观者神飞心醉”。微风拂来，清香徐来，王韬不禁感慨：“如此盛集，亦足以点缀秋光矣!”
苏东坡吃“菊花苗”解饿
古代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名人对菊花几近痴迷的热爱，比如明末名妓董小宛。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记载她“犹耽晚菊”。有一年董小宛生病三个月，入秋依然不见好转。有位客人来家中拜访，赠送他们夫妇一盆名为“剪桃红”的菊花，这盆花“花繁而厚，叶碧如染，浓条婀娜，枝枝具云罨风斜之态”。董小宛非常喜欢这盆花，将之放在床边。每天晚上都要点燃绿色的蜡烛，用白色屏风“迴六曲，围三面”，在花间设一小座，让菊影与小座互相映衬，“极其参横妙丽”，然后董小宛走进屏风内，坐在小座上，“人在菊中，菊与人俱在影中”，回首对冒辟疆苦笑道：“菊花不可谓不美，只可惜我现在与菊花一样消瘦了……”
还有慈禧太后，虽然贵为大清帝国的掌国者，与董小宛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爱菊之心却是一样的。《清稗类钞》中记载，慈禧太后“时以养花种菜为乐，躬自督课，园蔬成熟，辄命宫眷以小剪刀剪之，而监视于旁，勤者得赏”。在诸多花木中，“孝钦(慈禧谥号简称孝钦显皇后)最爱菊”，每年入秋前她不仅要在宫中移植菊花，而且是亲力亲为，带领宫眷们一起“至湖西移植于盆”，重新栽种后，每天监督着灌溉和整理，赶上秋雨天还不忘了覆之以竹席，正是这样精心的种植，使得清宫每年秋天都能欣赏到美丽的菊花。
菊花之所以能得到古人的青睐，名列“梅兰竹菊”这四君子之列，除了在瑟瑟秋风中凌霜自行的盛开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自带一点“仙气”。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菊花多种药用的同时，还不吝笔墨，写了古书中记载康风子、朱孺之“皆以服菊成仙”，饮菊潭水能长寿，喝菊花酒能“辟不祥”等等神奇之事。
但菊花别有一用，则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那便是“解饿”。读者切莫以为笔者说笑，这可是经过大文学家苏东坡亲自考证过的。他在《后杞菊赋》中写道，他于唐代文学家陆龟蒙的《杞菊赋》中看到菊花能吃的字样，一直不信，以为“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不想自己当了十九年的官，因为清廉自持，“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等到出任密州太守的时候，竟然困顿到了想吃顿饱饭都拿不出钱来的地步，于是他拉着好友——密州通判刘廷式沿着古城的城墙根底下挖野菜，在一处废弃的苗圃里找到菊花苗，狼吞虎咽了个精光，然后“扪腹而笑”，方知陆龟蒙之言可信不谬也。
以菊为食，有人也许会觉得暴殄天物，但李渔肯定不会这样想，在他看来，菊花之美的最可贵处，恰恰不是因为她“全仗天工”，而是“全仗人力”。
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中认为：“牡丹、芍药之美，全仗天工，非由人力。”种植这两种花，不过冬溉以肥，夏浇为湿，哪怕人力不到位，也能烂漫芬芳地开放，不过是花色略差一点儿罢了……而菊花之美，则完全依靠人力，“当其未入土也，则有治地酿土之苏，既入土也，则有插标记种之事，是萌芽未发之先，已费人力几许矣”。等到秧植初定之后，劳瘁万端才刚刚开始，“防燥也，虑湿也，摘头也，掐叶也，芟蕊也，接枝也，捕虫掘蚓以防害也，此皆花事未成之日，竭尽人力以俟天工者也”。等到花要开放的时候，恰恰秋风起，天气凉，又要防雨避霜、缚枝系蕊……“皆以人力之有余,补天工之不足者也”。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李渔表达了自己借花喻世的深邃见解：世上能做出杰出成就的人，有几个是“纯天然的”天才?都是后天不断砥砺的成果，“使能以种菊之无逸者砺其身心，则焉往而不为圣贤”!
静庵公避让“抱菊者”
要说笔记文中关于菊花最有趣的一则，笔者以为要数民国著名新闻记者蔡友梅在《益世余谭》中写的一篇关于“抱菊者流”的小文。
蔡友梅的外祖父金静庵公，生平是个“慈祥恺悌”，修养绝佳的人，就算遇到特别可气的事情，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亦以善言出之，从无急言骤色”。
有一年秋天，静庵公去护国寺游玩，看一处菊花开得烂漫，就买了四株，因为花盆有点儿沉，就雇了一个专门给人帮闲的穷人，抱着花跟随他一起送到家里去，给予脚钱四百。谁知那穷人一边走一边把花从盆里统统拔出来，然后“将花下泥土沿路摔去”。静庵公有些生气，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穷人蛮横地说：“你只雇我送花，可没雇我送花盆和泥土。”静庵公听了目瞪口呆，想了想，忍住了没和他计较。等到了家，穷人又将所有的菊叶“全行薅尽，只剩光杆菊花四朵”，理由照样是“你雇我送花，可没说送叶”，静庵公继续忍耐，把四百文钱给他。谁知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泼皮无赖，还狡辩说先前帮拿的花盆和花叶也要算钱，必须给一吊钱才善罢甘休。“僮仆辈咸欲饱以老拳，静庵公极力呵止”，把一吊钱给了他，他才悻悻而去。家里人都说静庵公太过老实，怎能任人欺负?静庵公却只笑笑不再说话。
“次日闻后门西，有一穷人被卖豆汁者殴毙，即抱菊花之人也!”静庵公把家人叫到一处告诫他们说：像抱菊花这种泼皮无赖，最能惹人生气，而一旦养气，功夫欠佳，被其激怒，定会惹出人命官司，所以不妨敬而远之，退让他一步，不生事端。
蔡友梅之所以回忆起外祖父的这件小事，是他自己遭逢了一件糟心事。他由西城回家，雇了一辆人力胶皮车，车夫拉到中央公园(即今天中山公园)，突然说自己饿了，将车一放，到路边摊吃水饭两碗，然后拉着车继续走，没走几步到了南池子，又说自己想出恭，将车一放又去解大手，接下来拉着车走得奇慢无比，行至四牌楼(从行车方向看，这里应该指东四牌楼)下车，非多要四枚钱不可。蔡友梅觉得他有些过分，只给他添了两枚，“伊横眉立目，势欲起打，尤可恶者，揪住记者，非添钱不准开步”。蔡友梅想起外祖父的经历，“若该车夫者，亦抱菊者流”，于是添钱两枚，远避凶人。
抱菊者未必有菊花之高洁的品行，这是不言自明，也无需苛求的，但闹到四处拔横，以至于横尸街头的地步，不能不说是自作孽不可活。联系前文所述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观点，圣贤并非天生，就像菊花的栽培一样，能屹立风霜而不倒者，泰半缘于后天的砥砺，那么暴戾之徒也应该说是后天不断“磨练”的成果，日行一恶，必有恶报。人这一辈子，善始到善终之间，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古人书里书外不停地教诲修身养性，就是导引人们走向最后那个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