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自有一套运行规则，但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关系链”。下属没有上司的保护不行，封疆大吏必须有更硬的京官做后台才能坐得稳，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说白了就是做官必须有靠山，因此上下交结、官官相护成为清代衙门风气的要义。
十分精神，七分用于交结
顺治时有一位给事中，叫任克溥，他谈到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奉迎上司。按说，迎来送往本是小事情，但有的下级官员往往因为招待上级不周而受到羞辱;馈送礼物更在严禁之列，但上司往往以交往的疏密、送礼多少来定下官的优劣。官员精神有限，竭尽心思，奉侍上官还唯恐不周，哪有时间处理政务呢?顺治皇帝也承认，下级官员把所有精神都用到钻营结纳上，“大僚之好尚，唯在乎位高多金”。
天下最繁忙的衙门，莫过于州县，父母官们即使每天勤勉公事，还唯恐精力不济。但决定他们升迁的往往并不在于“勤勉公事”，而是看他在上司面前走动得是否勤，送得是否多。省会所在的附州、附县，每天就是一件事：围着上司转，自辰时到申时，片刻不离上司身边，上司也认为这样的官员有才能。而那些没有侍候在旁的下官，尽管留心民间疾苦，但因为不会逢迎上司，也免不了受到处罚，或有降级之虞。
在下属的命运掌握在上司之手时，下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巴结、逢迎、献媚、送礼。乾隆八年(1743年)，陈宏谋任江西巡抚时，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官场陋习，上下衙门终日忙迫，究竟实在及民者甚少。下属只求上司刮目看顾，不问自己能否尽职”，“一遇民事，唯思迎合上司喜怒如何，至于小民利害，则前后更不暇计。”乾隆末年，有大学士、各部长官尽管年龄可以给王爷当爷爷、做父亲，却甘心拜王爷为老师，自己做门生;还有的交结宰相的仆从，终日与之为伍，目的就是为了能巴结上宰相。
七分交结，还要动真的，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乾隆年间，一位官员向权贵献媚，他的妻子最初拜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妈，后来见于敏中势力衰落，又经常前往尚书梁国治家。纪晓岚为此写了一首诗嘲讽道：“昔年于府拜干娘，今日干爷又姓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乾隆帝曾有个“理论”，就是“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这话是对最高级别的大学士说的，但却有一种示范效应，因而大小官员都学会了循规蹈矩，整个帝国弥漫着“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的氛围。
曾国藩也说，嘉道以来，官场有四大通病：京官的两大通病是退缩、琐碎，退缩就是互相推诿，不肯承担责任;琐碎就是不顾大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外官的两大通病是敷衍、颟顸。敷衍就是装头盖面，剜肉补疮，只顾眼前，不问明天;颟顸就是外面完全，心已溃烂，章奏粉饰，语无归宿。这四种通病加在一起，成为一种风气，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他预见说，将来一有艰巨，国家肯定会有缺乏人才之患。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做官要会说“官话”
清代官场有“多磕头、少说话”的“宰相明训”，这对于已爬上高位的比较适合。而对于那些正在官场金字塔上艰难爬行的人，就不能少说话，而是必须嘴要甜，口齿要伶俐，要会说官话。
勒保是嘉庆朝名臣，任四川总督时，有一次觐见，嘉庆帝问道：“你们做督抚的，僚属中间哪一等人最讨便宜?”勒保回答：“能说话者最讨便宜。”嘉庆帝对勒保的回答深表赞成，说：“是啊，工于应对，有才能的人更能表现他的长处;即使没有才能的人，也因为口才好掩盖了自己的短处而展示长处，虽然事后觉察，但当前已被他蒙混过去了。再者说来，政事不依赖上奏、汇报就不能畅达，有极好的事，往往会被不善词令的说坏。我每当遇到那些朴实无华的官吏，一定让他们把话说完，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会说话更多的时候意味着不能讲真话，要说假话，做官样文章。同治六年(1867年)，陈其元代理南汇县令时，先与道员商谈掩埋暴露各处尸骸的事，正在此时，巡抚、布政使司接连发文要陈其元办这件事。陈尽心尽力，亲自到南汇所属的城乡远近各处，直接经办。历时3个月，共埋葬4万多棺，但因故还有1万多具尸体没有掩埋。陈其元将实际情况向巡抚、藩司作了上报。同时，另有一县，仅掩埋1700棺，上报时却说“境内悉数葬尽”。后来藩司下文，认为掩埋1700棺的县令办事认真，为此记了大功;而南汇县因为还有1万余棺没有下葬，陈其元被申饬一番。当初，陈上报时幕僚本来粉饰其词，以“掩埋净尽”作为初稿，陈却十分认真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下一年就不能再办，这1万多尸柩最终将暴露在外。”经历这件事以后，陈其元终于相信“公事不可不作欺饰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