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蜀汉的亡国之祸时，人们常常批评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痛斥宦官黄皓的奸佞乱国，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却忽略了一个助长刘禅的昏庸，促使蜀汉后期朝政腐败的关键性人物——陈祗。
陈祗是吕义的继任者，汝南郡人。蜀汉重臣许靖之兄的外孙。他自幼失去双亲，因而在许靖家长大，并一直跟在许靖身边。他上任后与宦宫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就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借助许靖在蜀汉的崇高地位和声望，陈祗弱冠(二十岁左右)便已知名，逐步升迁为选曹郎(负责选拔官员的尚书郎)。他相貌堂堂，多才多艺，颇有心计和手段，受到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将军费祎的赏识。延熙九年(246)冬，头号执政大臣、大司马蒋琬和辅助蒋琬、费祎，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侍中、尚书令董允逝世，费祎便把陈祗破格提拔为侍中，代替董允主管宫中事务，从而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然而，陈祗继任侍中后，既没有继承许靖宽仁大度、公忠体国的品格，也没有学习董允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风骨，却一反董允成规，与黄皓内外勾结，一味迎合后主的享乐欲望，使其开始走上昏庸之路;黄皓也晋升为黄门令，开始干预政事。对费祎、姜维等执政大臣，陈祗则玩弄两面手法，极力敷衍，继续骗取他们的信任。延熙十四年(251)，尚书令吕乂卒，他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由于费祎北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两年后被刺于该地，姜维则长期在外领兵打仗，两人都很少过问朝政，因此，朝中大权，实际上被陈祗所控制。于是，陈祗更加肆无忌惮地串通黄皓，进一步引诱后主沉溺于声色犬马。在二人的包围和迎合下，后主贪图享乐的性格弱点日益膨胀，觉得二人对自己处处顺从体贴，把自己服侍得很舒服，很顺心。相比之下，那位动不动就谏阻自己的董允，自然让他想起来就不舒服;久而久之，竟至“追怨允日深”。在陈祗掌权的十二年间(246-258)，善恶混淆，是非颠倒，后主越来越昏庸，朝政也越来越腐败。由此可见，他实在是一个看似办事能干，实则奸佞误国的小人!
陈祗这个人物是那种遗臭万年的典型。蜀汉政权除了黄皓之外，就属他最祸国殃民。然而这样一位败类，糊涂后主竟然深感痛惜，为之流涕，甚至下诏追谥他为“忠侯”!后主还赐其子陈粲关内侯爵位，提拔其次子陈裕为黄门侍郎。甚至他的谥号还是在赵云之前得到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古人云：“大奸似忠。”陈祗正是这样一个大奸似忠的角色。
陈祗死后，黄皓由黄门令晋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全面操纵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短短几年就使蜀汉政治败坏到难以收拾，以至“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终于，当曹魏几路大军杀来，姜维等人不得不穷于应付;而当邓艾偷度阴平，诸葛瞻战败而死，后主便仓皇出降，蜀汉就此覆灭。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腐败，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本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陈祗、黄皓促使刘禅昏庸，朝政腐败，罪不可赦;而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后期执政大臣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对陈祗、黄皓专权乱国缺乏足够的警觉和有力的抑制，也并非毫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