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轶事讲的是，宋宣和四年(1122)五月，宋徽宗决定伐辽。如此军国大事，他却任命宦官童贯和蔡攸为正副统帅。蔡攸是当朝权臣蔡京的长子，年轻无知，从来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的经验，却还狂妄自大自吹自擂，声称伐辽功业，垂手可得。出师前，蔡攸辞别皇帝，见两位婀娜多姿的美女在皇帝身边，竟然指着美女对皇帝说：“臣下功成归来，请把她们奖赏给我。”宋徽宗听后，只是微笑而不加责备。
《宋史纪事本末》是一部以纪事本末体编撰的宋朝史书，它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完整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始末，基本上还是以《宋史》为蓝本，在历史文献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以上的史实是可信的。这段史实，可以说明宋徽宗对蔡攸之偏宠。
崇宁三年，徽宗赐鸿胪丞蔡攸为进士出身，拜为秘书郎、以直秘阁、集贤殿修撰，编修《国朝会要》，在两年内又升至枢密直学士。蔡京入相后，再加蔡攸为龙图阁学土兼侍读，详定《大城图志》，修《大典》，提举上清宝箓官、秘书省两街道录院、礼制局。当时定书修典的道史官僚百余人，多为史馆、服文馆、集贤院的俊才博学之人，而只有蔡攸懵不知学，以大臣之子的身份领袖其间，很多人心中鄙薄，并不服气，但又无可奈何。蔡攸为何如此得宠且胆大妄为，其实一语道破，他的父亲是宋徽宗时权倾一时的重臣蔡京，而且蔡京父子和当朝皇帝宋徽宗又有着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
史书上有说蔡攸“傻痴愚钝”的，其实此人聪明的很。据史载，宋哲宗元符年间，蔡攸在京裁造院作监守，当时不过二十二、三岁，已颇知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前程架桥铺路。当时，蔡攸每次上裁造院时都能赶上朝臣退朝，他就算计好时辰出来，以便正好能和下朝的端王相遇。于是，端王每次下朝都能看见一个比自己略长几岁的眉目清秀的少年下马拱手立在一边，谦恭有礼，观之可亲。端王就问左右仆隶，少年是哪家的公子，左右说：“是蔡承旨的儿子。”端王便在心中暗记其人，这位端王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的宋徽宗。
蔡攸奉承宋徽宗另辟溪径，颇有心计。当年他爹蔡京提倡“丰享豫大”，搜刮花石纲，大兴土木，广修殿宇来取悦徽宗，邀功请宠。蔡攸却常和王黼一起，在宫中服侍徽宗开曲宴。他俩常常换上短衫窄挎的戏服，脸上涂个五颜六色，杂在倡优诛儒中间，讲一些市井上淫媟谑浪的野话给徽宗取乐。他俩还常常带着徽宗微服出宫，逛秦楼楚馆，眠花宿柳，一时宠信百倍，胜过其父。徽宗崇尚道学，蔡攸就讲一些奇见异闻，说有什么珠星壁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之符，还找来道士林灵素等人来证实那些神异故事。那些个道士其实也不是什么正经道士，装妖为幻，蛊惑人心，说天有九霄，神霄最高，而徽宗就是神霄玉清王降世。蔡攸还四处建神霄祠，助纣为虐，搞得朝野怨声载道。于是，蔡攸一时间宠幸无比，他的妻子宋氏出入禁中就象自个儿家一样，儿子蔡行领殿中监，亲近皇上又胜他老子一筹。这样，蔡攸跟徽宗讲话十分随便亲昵，甚至不拘礼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蔡攸此人心狠手辣，为自己往上爬，甚至敢对父亲兄弟下手。宣和六年，“三起三落”的蔡京第四次被徽宗起用为相时已78岁，“目昏眊不能事事“，将一切决断全交给季子蔡绦处理。于是，引起蔡攸不满，他对兄弟怨恨在心，就向皇帝屡讦蔡绦之罪，甚至劝徽宗杀掉蔡绦。徽宗令蔡绦停职待养，不得干预朝政。蔡攸仍不解恨，还对父亲积怨愈深。当蔡攸受封少师，权力与蔡京不相上下时，便与蔡京各立门户，别居赐第，父子几乎成了仇敌。
据《宋史·奸臣传·蔡京》中记载：有一次，蔡攸到蔡京府第探视父亲，见父亲正与客人说话，蔡京就让客人回避。蔡攸上前，握着父亲的手为其诊脉，假惺惺地说：“父亲大人的脉势舒缓，身体是否感觉不适?”蔡京回答说：“没有。”之后蔡攸借口禁中有公事，匆匆辞去。客人窥见，不解蔡攸此举动，便问蔡京，蔡京回答说：“你不知道，我这个长子是想用我有疾为由逼我罢官。”果然没过多久，徽宗接连下诏，撤去蔡绦官职，复勒蔡京致仕，而把蔡攸擢升为开封仪同三司、镇海节度使少保。
历史告诉我们，凡奸臣当道，必是昏君当朝。蔡京、蔡攸父子横行无忌，是背后有宋徽宗在撑腰，是皇帝和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徽宗与蔡京父子之间的君臣关系，实乃北宋末期新旧党争产生的一个政治怪物。宋徽宗上台后，一下子把旧党甚至新党中的政敌全部打下去，而让蔡京这个一再变节、投机取巧的官场混混执掌大权。徽宗为何重用蔡京父子，是因为他们谄媚有独到之处。虽然有时徽宗有点厌恶他们，但终于仍离不开他们。蔡京提出“丰享豫大”的口号，说什么徽宗的统治是天下太平，财物丰富，可以尽情享乐一番了，这就深得徽宗欢心。蔡京见徽宗垂青花石，便投其所好，于是变上演了一出“花石纲”大戏!蔡攸则另辟蹊径，以“曲宴”“逛窑子”等来取悦皇帝，上演了一出出旷世丑剧。
按当时对受宋徽宗宠信的贪臣排列，人称“六贼”的有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杨戬、高俅等，蔡攸还排不上号，即使按史家对北宋先后出现的三十多位较大贪官排列，蔡攸也排不上号。看来，蔡攸实属小巫见大巫，从而也反映出北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贪污状况之严重。蔡京父子权势熏天，盛极一时，是北宋政治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宗室外戚与朝臣高官恩荫子孙的制度，可以说是对皇权世袭制的一个重要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世袭制的变种即表现为任人唯亲的任子制和恩荫制，导致官僚体制的血缘关系网络化。更由于君主的专制统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当然，君要臣“旺”，臣那能不“旺”?!
当然，和历史上几乎所有贪官奸臣一样，蔡京父子也没有好下场。北宋末，金兵围困汴京，蔡京被太学士宣布为“六贼”之首，贬窜岭南，中途死于长沙，数天无人收尸。蔡京死在流放途中后，朝中御史联名上书，指出蔡攸罪恶并不比其父小，特别是燕山之役的失利祸及宗社，其骄奢淫逸为世人不及。于是朝廷将蔡攸流放到广东万安，不久钦宗又赐他自尽。他尚犹豫不决，左右授以绳，乃自缢，结束了可耻的一生。虽则蔡京、蔡攸父子死有余辜，然而，此中的深刻教训应该被后人“刻肌刻骨，追思罪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