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文姬的传奇，郭沫若先生的新编同名历史剧颇符合国人的审美，先悲后喜，否极泰来，还有些小浪漫，把左贤王这老蛮夷写得那么有情有义。然而，历史是不能那么解读的，对吧?
史书载：“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后汉书 列女传》，下同)蔡文姬自己也说：“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行兮向天涯。”(《胡笳十八拍》)前面一个“没”字，后面一个“逼”字，已然揭示了蔡文姬的战俘及女奴的身份，敌营十二年，其实没那么浪漫。文姬归汉的原因，历来是后人争议的焦点。因为阿瞒这人有点好色，而蔡文姬据说才貌俱佳，所以生发出各种联想。尽管史书给出了理由，“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然而后人还是不依不饶的。
实际上，曹蔡有过三次晤面，解读一下，或能拨开云雾。第一次，蔡文姬回归后与曹操有一番对话。“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这时候，蔡文姬多大?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说，约莫31岁。《中国文学史》一书推翻了郭的说法，貌似还要再大一些，35岁比较靠谱。我支持后者的意见，毕竟两汉魏晋士风尚古，女子出嫁要稍晚一些。
从曹操的语气来看，“犹能忆识之不”，很温柔;“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很体贴。一个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男人，一个给文姬以重生大恩的男人，如此口吻，也难怪让后人生疑。但若了解曹操渴望得到的“坟籍”到底是哪些书，他的“温柔体贴”的用意，也就昭然若揭了。
文姬的父亲蔡邕，首先是个历史学家，其次才是文坛领袖。他生前曾与友人合撰《后汉记》，在流放时上书灵帝“奏其所著十意”，这个所谓
“十意”即是“十志”，是“修补《汉书》十志之下尽王莽而止，光武以来唯记纪传，无续志者”(《后汉书
蔡邕列传》)。无疑，文姬所默写的400篇，肯定是《后汉记》的章节。也就是说，通过对话，曹操透露了两个意思：一，我跟你父亲有交情;二，相信你能继续你父亲的遗志，把史书修下去修得更好。
这是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也是一个权谋家的伎俩----起码蔡文姬修史，不会瞎掰曹操怎么怎么着吧。第二次，是文姬的夫君董祀获罪之后。董祀也是名门之后，道德文章都不错，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只是个屯田都尉，没杀人，没谋反，最多是个愤青而已，发发牢骚，又能犯啥死罪?然而曹操就是要杀他，这又让后人生疑----莫非他们是情敌?蔡文姬去丞相府为夫君求情，有几个情节可以推翻“情敌”说。
首先，曹操似乎早就等着蔡文姬来，当时公卿、名士以及远方的使者宾客坐满了一屋子，他还对宾客们说：“蔡伯喈的女儿在外头，今天让各位见见她”。文姬“蓬首徒行，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
其次，拒绝的理由不堪一击。曹操说：“事情确实值得同情，但文状已去，为之奈何?”这个“奈何”很小儿科吧，他为何不说“法律无情”?摆明了是给文姬进一步说话的机会。当蔡文姬恳求道：“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一命乎?”曹操马上就同意了，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追回文状，并宽宥其罪。
我比较认为这是曹操设下的一个善意圈套。董祀这小子婚后可能对蔡文姬不够好，小伙子被逼娶了老姐姐做正妻，还是个二锅头，心里不乐意，大概也说得过去。曹操通过惩治董祀，再次送给蔡文姬一个天大的面子，也让董祀从此感恩蔡文姬，善待蔡文姬。可谓一举两得。
曹操的目的达到了，后来董祀果然对妻子很好。
第三次，是蔡文姬避世隐居期间的偶遇。
说是偶遇，不如说是曹操于百忙中的一次拜访或探望。“琰(即文姬)闻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毕，侍立于侧。操偶见壁间悬一碑文图轴。起身观之，问于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操读八字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操问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虽先人遗笔，妾实不解其意。’”
翻译成白话，很有意思。文姬听到曹操到了，出去迎接，曹操无意之间看到悬挂在墙壁上的碑文图轴，起身看了看，问文姬。文姬说：“这是曹娥碑。”曹操见上面写着“黄绢幼妇，外孙虀臼”，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文姬回答：“这虽然是先父留下的，但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曹操难道不知道曹娥碑?难道真的不知道“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是什么意思?此时杨修早死了，杨修活着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去看过曹娥碑，也研究出了“黄绢幼妇，外孙虀臼”的含义----绝妙好辞。蹊跷的是，蔡文姬居然也装着不知道，他们玩什么哑谜?
我以为是二人故意而为之的，或者说，是曹操故意而为之，向董祀夫妻表明一种姿态，朋友的姿态，知交的姿态----也只有知交之间，才会有这种默契和情趣吧!
曹操三晤蔡文姬，留给后人的，是文化胸怀，是政治格调，更是一种人性之大爱，是一个真汉子对一代才女的真诚怜惜。他若霸占了蔡文姬为妾，他就不叫曹操了，而叫“左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