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却并不理想。
“职务消费”里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烧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比一般的家宴更为盛大，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专门的“旬设”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费用从公使钱中支出。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4、5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在任陕西督粮道期间，张氏感叹“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算下来接待费“每年总在五万金上下”。
古代交通不便，诏令、公文以及信件传递成为问题，官员到外地赴任、出差也往往是一件大事，这些通信和旅行方面的需求完全依靠个人能力无法解决，于是国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
秦汉时驿站制度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到唐朝驿站体系达到了完备，在全国主要交通要道上每30里就有一座驿站，据《通典》统计唐玄宗时全国有驿站1639个。宋朝的驿站制度更为完善，从功能上将其分为邸、馆、驿等。元朝驿站称“站赤”，明朝对这项制度更重视，朱元璋称帝后立即下令整顿全国驿站，把“站赤”重新改称“驿”，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对驿站的接待标准进行细化，全国涌现出河间府的乐城驿、东平府的太平驿、扬州府的广陵水驿等知名驿站。
古代官员多文人出身，在涉身政务的同时也喜欢寄情于山水，驿站成为他们“半公半私”的游历工具。唐朝盛产诗人和散文家，从李白、杜甫、白居易到大量不太出名的诗人、文人，写了大量歌咏各地山川名胜的诗文，如果没有官府驿站，他们的足迹很难涉足这么广。韩愈在诗中说“府西三百里，侯馆同鱼鳞”，白居易写“灯火穿村市，笙歌上驿楼。何音五十里，已不属苏州”，可以看出驿站分布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