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的项乃光(党内人称“小项”)在1939年秋叛变国民党，出卖党内机密，致使我党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部的秘密活动惨遭劫难。
项乃光，又名项廷元，辽宁开原人，1915年出生。“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共，1936年担任过中共北平南区区委书记，后专门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统战联络工作，曾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中共中原局对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可以说他掌握着第五战区统辖部队内中共活动的全部情况。
1939年秋某日，湖北老河口平民工厂院内的第五战区政治部，来了一位佩戴179师(为国民党第六战区33集团军77军所辖)徽章的青年军官，要求见政治部主任韦永成。韦永成出来接见，那名军官自称项乃光，是中共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他有第五战区中共组织的绝密情况要报告。韦永成很惊讶，便把他带回家中详谈。项乃光遂讲出了中原局、鄂西北、鄂中、豫南的中共情况，以及在第五战区所属部队中活动的情况，他此次受中原局派遣到第五战区部队中联络，并表示自己决定脱离中共向国民党投诚。
听了这一番话，身为国民党高官的韦永成大为高兴。
韦永成立刻把项乃光投降的消息报告给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李宗仁随即接见项乃光。据时任李宗仁秘书的尹冰彦后来回忆，“项的年龄二十七八岁，瘦弱清俊，像个白面书生，口齿很敏捷灵利，说话还带有一点东北方言”。李宗仁命令下属的情报组织调查室接待联络项乃光。据项乃光的供述，李宗仁完全掌握了五战区部队中谁是共产党、谁是同路人、谁同中共有联系等情报。
项乃光虽然向李宗仁表示“自首”，但李宗仁等人对他为什么要叛离中共却是抱有疑问，尹冰彦就曾问过他：“入党这么多年，而且身居这么高的地位，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来到国民党的世界呢?”他答道：“共产党的严明纪律，丝毫不允许个性发展的作法，实在令人忍受不了。我为了寻求‘自由’和‘个性发展’，所以奔向国民党的自由世界来。”后来，项乃光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成为高级特务，被派往华中工作，他再见到李宗仁，说在重庆受到戴笠的高规格款待，并表示很满意于这种高官厚禄的生活，由此可以看出他寻求的所谓“个性发展”其实不过是贪图享受罢了。项乃光叛变时，身上带有一笔巨款，这笔钱是何基沣发给新四军的军饷。
项乃光叛变了，当时的党组织虽然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但项的叛变对于党在东北军、西北军、川军等部的秘密活动遭成巨大损失。
除了鄂西北地区的党组织首当其冲(鄂北地区党组织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才逐渐恢复活动)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党组织和统战关系都受到了影响。例如时任第45军(川军)副军长兼127师师长的陈离，长期秘密支持中共的活动，被项告发而被解除军职，陈离所部中共党员不得不离开部队;孙连仲统辖的第二集团军(西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因项出卖于1940年春遭到破坏，原在该部担任团长的杜新民等中共党员被扣押。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因与项多次接触被解职，调往重庆变相软禁一年多，而何基沣所部中共党组织被迫撤出;至于项曾长期活动的东北军中大批中共党员被迫转移，党在东北军的活动陷于停顿。
据当时看过项乃光供词的陈离说，“我在军部看到汤恩伯将项叛变后的供词印成小册子的全文，其中供出何基沣拿武器在四望山组织游击队根据地的机密甚详……”。
这就是当时党内将项乃光叛变称之为“小项事件”。
项乃光叛变后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赏识。蒋介石在重庆亲自接见项乃光，称他是张国焘之后又一个“党国的忠臣”(张国焘1938年投奔国民党)，并介绍他参加戴笠领导的军统特务组织。戴笠对得到项乃光这样的叛徒也很是兴奋，给了他少将的职衔，拨给一辆汽车供他使用，还亲自陪着他到处做演讲，按戴笠的说法，“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
项乃光叛变后对于“剿共”非常卖力。他首先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鄂北地区开展活动，然后到安徽界首开办对中共进行渗透训练班。1947年8月，项被调往东北负责指挥北满的特务活动，仅在长春解放前的半年时间里，项即指挥特务机关逮捕屠杀了地下工作人员、进步人士和普通老百姓200多人。
在长春、北平等地解放后，项乃光追随国民党逃到了台湾，继续在国民党军情治机关工作(其间，曾被派往香港从事对大陆的渗透活动)，主持所谓“匪情”研究工作多年，在几次“反攻大陆”的阴谋活动中，他都扮演了主要设计人的角色。据说，项于1993年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