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帝王陵寑一向都是选择风水宝地，也就是“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之地，即古代“风水说”。起先，这种“风水说”只是用于诸如住宅、庙宇这些人类活动场所选址，但在传统“阴阳”学说左右下，人死了是去阴间，是到另一个世界生活了，所以要“事死如事生”，陵墓的选址自然不能马虎的，至今人们在给逝去亲人选择墓地时，仍要讲风水。而帝王陵寑选址的好坏，则直接影响国运、江山的兴亡，格外受到重视，因为选址不慎被帝王杀掉的风水先生不在少数。但为何如此选址的帝王陵寝为何挡不住帝国的消亡、朝代的更替呢?
说起帝王陵寑的风水，明、清两朝帝王在陵寑的择址上，表现最为明显。就说清东陵，据说是顺治皇帝亲自跑马游山而选定的风水宝地。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分析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风水绝佳之地。其依据是整个陵区以昌瑞山为界，以北称”后龙”，是龙脉来源;陵区以昌瑞山为靠山，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朝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屈曲流过，环抱有情。
应该说，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水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根据当年留下的建陵资料，依传统的“分金立向”风水理论，确定陵寝建筑的中轴线。东陵主陵孝陵和南部的金星山构成整个陵寝的建筑轴线，整个陵区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山川景物，都由金星山和昌瑞山一线相连的山向所控扼，这条轴线在陵区内诸多陵寝的有机配置下，得到不断充实和强化，在空间序列的展开层次上，处处得到山川形胜景物天成的有序映衬和烘托，显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图景。清代各帝后妃陵寝的选址和营建届是这样，无不考虑龙、砂、穴、水、明堂、近案和远朝的相互关系。期望背后龙山重岗、开屏列帐，陵区负阴抱阳，避免冬季寒风。
左右护砂，环抱拱卫，溪水分流，藏风聚景。近案似几，远朝如臣，使建筑物前后对景，遥相呼应。当自然山川条件不能十全十美时，就人工加以修，补、填、挖，把自然和人文有机结合在一起，造就出一个理想的“人造”风水宝地。清代帝王陵寝选址、规划时的“天人合一”观念，承继的是明朝的一套，其首倡者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中国都城中，南京的都城城墙是不规则布局的，若是到过这座世界目前保存最好、最长的都城墙，就会发现，墙体都是傍山依地形顺势而建，城墙带景象优美。如依传统的“中轴线”理论，方方正正，就不会有“鬼脸照镜”这样的“金陵四十八美景”了。朱元璋为自己选择陵寑地址时，也追求陵寑与自然和谐统一，“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形胜”。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历代帝王一样，宗法礼制，崇尚祖先。不同的是，朱元璋更迷信，对陵址选择的讲究到了苛刻的地步，以此求得风水佳境，赐福朱氏子孙。有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帝王陵寝制度，是在明朝才完备起来的，此说不无道理。明朝的帝王陵分布在四处，即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和北京的“十三陵”，这些陵寑所在都是“风水宝地”。关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寑的“风水”问题，不少专家都作过研究，这方面的书籍、论文很多。在明孝陵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时，一篇题为《“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解》的报告中，就诠释了孝陵的“风水”。
现在面积达三十多平方公里的钟山风景区，几乎就是当年明孝陵的整个范围。在这处庞大的帝陵区域内，设计者将整座钟山以及部分水面作为重要的“风水”景观，一齐纳入孝陵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从而实现了“因山为陵”、“天人合一”的中国帝陵建筑传统和文化理念。钟山古称“龙山”，早在江东末年，已被诸葛亮、孙权等政治家视为“龙蟠”之地，朱元璋作为大明开国之君，更不会放过这块宝地，自然会择金陵“龙脉”为葬地。后来，孙中山、蒋介石都选择此地为自己的归宿，也是因为钟山是风山宝地之故
朱元璋选择在钟山之阳建造陵，钟山之阴建陪葬功臣墓，南北对应，尊卑昭然，这完全符合“风水”要义—— 钟山有东、中、西三峰，在风水上称“华盖三峰”，而以中峰最尊，孝陵恰好处于中峰之南玩珠峰下，而最早将这块地盘视作风水宝地的是梁代高僧宝志和梁武帝萧衍;在孝陵之西，有一座小山，人称“小虎山”，过去不解其意，现从风水地貌上分析，方知其正处于孝陵之右的“虎砂”位上，与孝陵之东的“龙砂”之象左右对列;直对孝陵陵宫的“梅花山”，过去都以为乃朱元璋为让吴大帝孙权这条“好汉”给他的陵寝看大门而留下的，其实，这一如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风水中的“案山”，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西南方向的前湖及逶迤南下的“钟山浦”也具有灵动的“朱雀”风水特征。
这样孝陵陵宫及宝城就具备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势，这种水风水上称“冠带水”，亦十分难得。从中国古代帝王陵寑规制上看，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依山起陵”的观念，后来有了“依山环水”的讲究，到秦、汉、唐、宋几代，帝陵逐渐发展成方上、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和中轴对称的规整格局，这种布局的基础非风水宝地不建。现在有人提出发掘的“秦陵”、“乾陵”，就是典型的风水宝地。秦陵南依骊山，北临渭水，符合《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的“立冢安坟，须籍来山去水”之陵寑择址标准，可谓吉壤。
位于关中的乾陵，地形地貌结合完美，有山有水，山是梁山，水是漠谷河，陵区如裸睡少妇，棒槌岭如男根插在中间，应合“阴阳二仪、天地配合”之原理。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阴阳交合，乃生万物。《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乾陵具备了风水宝地的所有条件，据说，高宗李治登基不久，命当时有名的星相大师袁天罡和专掌阴阳天文历法的太史令李淳风，为他择万年吉壤，这块地是袁、李两人共同定下的。朱元璋则新创了一套帝陵体制。孝陵以钟山为中心，外郭城垣走向曲折，绕山而建，这一点与明初京师城垣相似;神道也是不循常规，弯曲而行，与陵宫部分构成一平面如“北斗”的形状。
《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记载，朱元璋“审天象，作地志”，此即是采用了象天法地，以“天帝”所居之“北斗”位居中央，周围按二十八宿构成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环绕的神秘布局手法，这里就“风水说”。古人认为北斗七星是“天帝”居住的地方，皇帝是天子，“升天”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这种追求“魂归北斗”的“北斗七星”陵区布局，影响到了后代王帝陵寑的择址和建设。北京城的规制是仿南京城的，北京十三陵的构建规制同样源自南京，源自孝陵。十三陵中的第一座、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陵寝长陵的规制，完全按照孝陵的标准构造的。其后的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的营造，虽有大小之别，但规制相同。整个陵园以长陵为主体，向东南、西北和西南展开，周围约八十里，形成了明朝规模宏伟的陵园。
说到迷信，朱棣比他父亲朱元璋更相信“风水说”。当初为选择陵址，他颇费心思。初定京西燕家台，因与“晏驾”谐音，觉其不吉，只好作罢。继选京西潭柘寺，又认为既为寺院，怎能再建陵墓，朱棣不悦而放弃。最后选定燕山山脉的支脉黄土山，形势优美。朱棣表示满意，只觉地名太俗。恰在此时，正逢他的生日，于是改黄土山为天寿山。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皇帝是天子，“天人合一”，得讲究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帝王是不能随便葬的，生前“万岁”，死后得有“万年吉壤”。“风水说”其实只不过是中国特色的“环境观”，帝王陵寑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风水宝地，都难以阻挡帝国的消亡，朝代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