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封建时代，“礼”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官场政术，更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的本质是上级享有某种“福利”，这种“福利”包括物质性的“利”，比如礼品、礼金;也包括精神性的“福”，比如尊敬。但送礼必须要有艺术性与科学性。我们都知道戚继光是民族大英雄，可是却不知道戚继光还是一个会送礼和收礼的官场小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在说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戚继光时，指出戚继光的好朋友王世贞记述过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为了取得上司张居正的欢心，戚继光曾不惜重金购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则说戚继光为了讨好张居正，把家乡蓬莱出产的海狗肾给张居正送去了许多。戚继光家世代官宦，但并不富有。作为一品武将，年薪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哪里有财力时时购“千金姬”?虽无史料证明他怎么拿钱，但他既会向上司进贡，下级也不会不向他进贡，照收就是了。
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正好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义乌戚姓戚孟满，叙起族谊，说戚继光上祖从义乌迁安徽定远已十三代了。临别时戚继光赠给戚孟满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并命建戚氏族祠。当时戚继光还是个参将，年薪肯定不到一百两银，但他赞助建戚祠就拿出了百两白银。戚继光同俞大猷一起在舟山岑港打仗时，俞遭严嵩、赵文华诬陷，说他“追剿不力，纵寇南奔”，要下狱处死。戚继光筹集了三千两银子，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这三千两银子是怎么筹集的?这类例子太多了。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戚继光想实行“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理想，完全靠自己的文才武略是不行的。俞大猷比戚继光正直，但屡次被罢官，甚至下狱，就是例子。他为了同身居要职的顶头上司及同僚中的文官搞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不能不牺牲自己的人品，委曲求全，曲意迎合张居正等贪财色的高官。戚继光是十分讲究策略的人，如果自己的位置都保不住，如何去消灭倭寇，保国家的平安?如果戚继光不这样做行吗?要驾驭时势，左右逢源，必须讲究策略，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来运作，这就是戚继光的过人之处。官场上，上司有所好，下属没有不办到的，礼品是最直接的打通方法。俗语说不打笑面人，即使自己对上司还一无所知，只要把礼品先送上，保证没有办不成的事。
唐朝的张固写了一本叫《幽闲鼓吹》书，其中卷五十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唐时期，京城发生一件大案，牵扯到不少官员，但因为有人暗中活动，所以迟迟不能结案。有一天，宰相张延赏想起此事，非常愤怒，便召见司法官吏，当面下令：“此案已久，限在十天内审结。”第二天上午，张延赏来到自己办公的地方，发现书案上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三万贯，请不要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当即把纸条撕了，又下令下属督促审理此案。可隔天去办公，见书案上又出现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钱五万贯”。张延赏更是气愤，下令限在两日内审结。又过了一日，桌上又有了一张纸条，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摇摇头，叹了口气说：“钱至十万，已经可以通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怕由此得祸，只能不去管这桩案件了。”
这个故事就是“钱能通神”的掌故。钱能通神，所以在官场上，各种小人物都忙着借各种名义给上司送礼。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知府钱普早早就命人专门为张居正制作了一顶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还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钱普是无锡人，正好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这个知府亲自为他烹制的美味后，很是满意地称赞知府钱普：“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在官场里，礼品还可以定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一次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官员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很高，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己说明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贵，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就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人品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而那个地方提督也就获得了京都大官潘祖荫如此的美言。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的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