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殉国后，留都南京的明朝官僚于五月拥立安宗朱由崧为帝，建立弘光政权。然而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就宣告覆灭。弘光政权坐拥长江天险，为何不到一年就土崩瓦解了？南明弘光政权为何不能和东晋、南宋一样偏安百年？
公元1644年三月，北京陷落，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殉国，消息传到应天府南京后，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南京政府立刻运作起来，欲另立新主，重整旗鼓。当时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全部失联，泰昌皇帝这一脉已经断绝，所以众人商议从藩王中选一位来继承大统，而这时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恰好在淮安避难。
论辈分，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叔叔，而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孙子，崇祯皇帝的堂兄。血统上，福王更接近，但潞王朱常淓在书法、绘画、音律方面颇有造诣，素有贤王之誉。因此在拥立哪位亲王即位的问题，朝臣们发扬了大明朝一贯的党争传统。
一开始，詹事姜曰广主张迎立福王朱由崧，指出福王伦序最亲，人又近在淮安。但东林党人却不愿意福王朱由崧即位，因为他们曾经反对万历皇帝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担心福王即位后会打击报复，以潞王朱常淓贤明为理由，主张迎立潞王朱常淓，并指出福王朱由崧"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条不可立的理由，否定了朱由崧的人品，没有作为天子的道德基础。最终在东南防卫所依赖的将领路振飞、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武力威胁下，庐凤总督马士英迎立福王。
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武英殿，以次年为元年。当时名义上掌握在弘光皇帝手上的军事力量有驻守在武昌的左良玉部和江北四镇，他们分别是驻的黄得功部、驻的刘良佐部、驻淮安的刘泽清部以及驻守扬州的高杰部，五路大军合计在也有数十万人。然而弘光政权远没有表面上这么强大，五路兵马各不相符，缺乏统一调度，高杰部三万人是大顺农民军归顺而来，左良玉部更是在崇祯皇帝时期就尾大不掉，不服指挥。
更严重的是，弘光朝廷的战略意图是"联清灭顺"，认为安内乃攘外之本。当得悉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消息后,弘光皇帝封吴三桂为蓟国公世袭.并发银五万两、槽米十万石来搞赏他借兵灭顺的功劳，同时派陈洪范、马绍愉出使北京,与清议和。
在朝廷内部，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党和阉党互相谩骂以至动手的记载,不绝干史。阉党因为拥戴有功,掌握了朝廷的绝大部分权力。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竭力排挤、打击东林党人。内阁中的东林党人史可法被迫外出,督师扬州,高弘图、姜曰广也先后被迫辞职。阮大铖由马士英力荐入朝后,对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迫害。他借作"顺案"之名,恢复了特务机构东厂,处死了东林党和复社的许多人士。
崇祯十七年十月，以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两万骑兵征讨南明。弘光元年正月，清军南渡黄河，南明驻睢州、驻河南总兵李际遇分别向清军约降，高杰被许定国诱杀。三月，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率部东下进攻南京，四月初九，清军乘机攻占徐州。四月十三，泗州守将李遇春降清，史可法退守扬州。清军渡过，于十七日距扬州20里列营。十八日，南明降将引清军包围。二十二日，城中、监军副使高岐凤降清，扬州城中兵力益单。二十四日，清军从泗州运来，试轰扬州，满城恐慌。二十五日，清军急攻破城，被俘，不屈就义。五月初八日，清军乘大雾夜渡长江，次日克镇江。南明沿江守军皆溃。总兵、郑彩部水师东遁入海，退回福建。十四日，清军自镇江南下丹阳，直抵南京城下。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大臣、王锋、等献南京城投降,清军占领南京。二十二日，清军俘获逃奔的。至此，弘光政权亡。南明先后归降者共计马步兵23.8万人。二十四日，抵南京。看似强大的弘光朝廷仅仅坚持一年就灭亡了，这不免让人唏嘘。
南明弘光政权为何不能和东晋、南宋一样偏安百年?
从东晋+南朝、南宋到南明弘光政权，三个丢失中原后的南渡政权，总体呈现的规律是，偏安政权的诞生时间在王朝中越来越晚，但这个偏安政权本身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个现象本身确实是值得探讨的，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注意到唐朝以后中央集权体制越来越完备，周边少数民族越来越容易和中原进行技术、文化乃至政治交流这两个大的历史趋势的叠加。
这其实说明了，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越发成熟，因此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时间越晚，但反之意味着一旦危机爆发，将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韧性应对危机的发展；另一方面，边疆胡族政权在军事上的表现是非线性的，但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更容易火中取栗。
接下来，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下这个观点。
首先，不能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南渡建立政权的前提是该政权遭到系统性危机后已经无法维持全国性的统治。晋、宋南渡政府相比明维持得更久，可他们南渡的时间也比明朝要早得多。东晋建立是晋朝开国50年左右，南宋建立是宋朝开国150年左右，而弘光政权建立都是明朝开国250年左右了，真说起来反而是前两者的体制更有问题，导致很早就失去了全国性统治的能力。
而明朝实行全国性统治的267年中，也遇到过迫使晋、宋南渡的危机，但同是皇族内战，晋朝打到中央军损耗一空、内附异族作乱，靖难之变的影响就并不大；同是统治集团被北方胡族军队斩首，宋朝丢失了整个北方才稳住局面，土木堡之变让大明停止了扩张的趋势，但也仅此而已。
可见，原先能影响一国国运的危机，到明朝时已不是关乎生存的威胁，从而大大延长了明朝稳固统治的时间。而到弘光政权建立的时候，明朝早以被饥荒、瘟疫、流民、边荒等多种危机折磨的奄奄一息，并非简单地被单一灾难打垮。
其次，也要看到危机在破坏旧体制的同时反而促使了体制内残存的精英有机会避开往日繁琐低效的选拔流程，走上前台成为新政府的支柱。危机爆发得越早，就越可能有更多的体制精英存活下来成为新政权重构的基础。反之，一个政权延续得越久，政治内耗和离心倾向就越明显，能存活下来的体制精英就越少。
对晋朝来说，皇族内战使中央力量损耗一空，但荆、杨二州的地方政权仍运转良好，并扑灭了反叛势力，最终东海王留在东南的影子幕府，司马睿-王导政权通过与这二州地方精英的合作构筑了东晋政权的基础。
宋朝的情况类似，靖康耻使中央政权崩溃，但地方行政体系依然在运转，不仅如此主要军事支柱西军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并由此诞生了南宋绝大部分武装力量的基础，事实上宋高宗赵构手上的底牌是三者中最好的，最后“靖康耻，何时雪”的结局是赵构自己的问题。而到明末，万历末年连绵不绝的党争使大量体制精英死于内耗，地方行政系统的低效使人民丧失希望，导致大量原本应该成为乱世中帝国未来希望的底层军人在绝望中投身草莽或者投降满清。
弘光的南都诸公，论政治能力无一人比得上王导和宗泽，体制内武将无一人比得上祖逖和吴阶。南渡后的明朝政府之所以还能继续存在十八年，主要依赖的是原体制外的大顺、大西以及半体制外的郑家集团。而如果不是清廷自己残忍暴虐，导致各阶层为了民族大义团结起来，那么开局就失去了所有既有能力又忠诚的体制内精英的明朝政权只会存活得更短。
最后，要承认周边胡族政权在政治上的进步。的确满清建立政权的时候，其生产力和政治体制还相当落后，而如果不是皇太极手段了得，那么满清很可能无法完成体制转轨，最终沦为西南奢安之流的草台班子。但与明朝长期进行文化、政治和军事交流下，建州的开局水平比几个前辈都要好，虽然存在很多部族制色彩，但建立集权体制的难度相比辽金已经小了很多。
皇太极继位时，没有几位贝勒爷轮流拿绳子勒他脖子“考验”他吧？，多尔衮时期没有因为江南佳丽往自家送没让大家“众乐乐”，被指责贪污最后拖下来打屁股把？八旗贵族间的内部倾轧虽然频繁血腥，但相比之前的胡族王朝动辄内战、政变，在烈度上还是要轻了不少，结果就是建州女真虽然人数稀少，但由于内耗较少，可动员的力量并不弱。
而在军事上，建州本身的冶铁技术并不差，能很快学习火炮在内的中原新军事技术，比起相当长时期弄不出合格攻城器械的北魏，死活造不出神臂弓的金朝要强许多，这也是满清作为一个战斗力在各胡族政权中排名中上，手段粗暴不得民心的政权，却是甲申年逐鹿天下的有利竞争者的重要原因。面对这样的对手，自身已经相当虚弱的弘光政权，自然难以应对。
因此，唐朝以后的政治体制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中央集权和科举体制的成熟使王朝稳固统治的时间更久，但同样也大大扼杀了体制内外反抗势力的活力，地方精英和农民起义军间很难合作，使得这些体制外的势力能吸纳相当多怀才不遇的军事人才，在政治上却出现了明显的短板；而体制内有一定自主性的半独立势力，如郑芝龙、曾国藩之流都宁可将机遇扔到地上，也不愿自己主导局势。
王朝末期军事体制的问题最大，门第森严的魏晋时代，相对公平的军队体制反而吸引了大量有志青年从军，因此东晋之北府，北魏之六镇，在王朝末期反而青年俊杰齐聚一堂。而到宋明时代，虽也有中兴四将，但再无魏晋时代一整代军官团叱咤风云的景象，明末则更是如此，青年精英落草为寇的比例远比从军高得多，以致南明时代的不少将星不是大西、大顺就是海贼出身。
当然，笔者写了这么多，并不是论证甲申年以后的历史是种必然的趋势，上述内容只能证明弘光时期明朝政府已经难以像过去的晋、宋一样将南方的局势维持下去。而满清的胜利则并非一种必然，事实上如果明朝拒绝在锦州和八旗决战，李自成在甲申年的攻击重点放在四川或者江南，乃至进京后真的大肆屠杀京官，郑芝龙萌生了政治野心，抑或天花没有过早夺取多铎性命，上述假设如果有一个发生了，那么历史都将完全不同。不过我个人觉得，但如果只将历史的结局归结于运气或天灾，那终究不过是聊以自慰罢了。
东林党人编撰的史书说朱由崧生性暗弱，不忠不孝，荒淫无耻，政事则悉委于、，将弘光朝廷的失败全归罪与弘光一人身上。我认为这是有失偏颇的，从他殉难的一系君臣予以平反，并恶谥当时扩大迫害的做惩戒的举动来看，他并非昏庸且颇有个性。弘光政权的失败是战略大局的失败，同时也因为内部党争矛盾激烈，外部武将各自为战，不服调度，缺乏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