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谭嗣同早年曾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1898年，谭嗣同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担任过湖广总督，是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1896年，父亲谭继洵为谭嗣同捐纳了江苏候补知府的职位。谭嗣同非常兴奋，以为能在一隅之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而当他来到南京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于这个逢场作戏的官场。自此，他埋头研究学问。他将佛学与儒家、道家、墨家和西方算学、社会学等相融合，而创造出了极富民权思想的《仁学》。
谭嗣同在《仁学》中大声疾呼，要把人从天地之间各种“网罗”中解放出来：“要冲决封建君主之网罗，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词章之网罗，冲决天命之网罗。”总之，他要全面要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他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二千年来，统治者无非就是强盗，读书人是奴才；统治者指鹿为马，读书人难得糊涂，互相配合，如此而已。“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
谭嗣同认为，一切统治者，皇帝也好、各级官员也好，都不过都是为老百姓做事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办事的钱，如果事情办不好，那么，老百姓就有权将你换下来。谭嗣同一百二十年前的见识，在今天看来，都是震聋发聩的。
1898年初，谭嗣同接到了去京师就职的诏书。一方面，他很高兴，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说，自己是“绝处逢生”了，可以去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政治抱负。另一方面，他此去京城参与维新变法，而自古以来的变法大多都以失败告终，他感到吉凶未卜，因此在临行前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悲无喜，听其自然”。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揭开了戊戌年间维新变法的序幕。
那么，戊戌变法的背景是什么？
甲午海战后，天朝被迫与小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要赔偿大量的白银，更要命的是要割地。除了割台湾、澎湖列岛之外，辽东也要割让。天朝以农业立国，土地是国之根本，割让土地触及到了命脉。且这次连清朝的龙兴之地也要割让，让清朝统治者都觉得如果再不变法，就有可能面临亡国的危险。
那么该如何变法呢？
像洋务运动那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封建专制的同时搞点“坚船利炮”肯定是行不通的了，甲午海战的失败就宣布了洋务运动的破产。那么，要变法要自强，就不能只是装装样子，就像假装在变法一样。必须要全面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他们的“坚船利炮”，还要学“坚船利炮”背后的东西。
在政治方面，开放言路，解除报禁，允许报纸“指陈利弊”。
在经济方面，工商立国，鼓励民间创办企业。
在教育方面，举办京师大学堂，废八股文。
在军事方面，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允许私人开设军事工厂，制造军火。
这些举措一推开，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意气风发、不想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曾在一日之内撤销了六名反对变法的部级干部。
天朝的事情历来如此，变法有利于国家社稷，不错，我支持！但如果变法或者改革动了我的奶酪，切了我的蛋糕，那是万万不可能支持的，一辈子都不会支持的。但只要是变法，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主持变法的人不是强权人物，那么变法的结果往往会已悲剧收尾。
推行变法的光绪皇帝虽然是皇帝，但实际的大权在慈禧太后那里。起初，如果慈禧不赞成变法，历史就根本不会上演“戊戌变法”这一出戏码，但是随着变法的推进，这个坐在权力巅峰几十年的女人，觉得了有人要动他的奶酪了。因此，她转念之间，便将刚刚燃起的星星之火扑灭。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下令抓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康梁二人远遁海外。 又下令将康有为的弟弟，以及推行变法的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人抓捕。
戊戌变法从1898年的6月11日到9月21日，共推行了103天，据说，在这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颁布了110多道变法诏令。由此可见一斑，这位时运不佳的国君是多么渴望变法图强，但历史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历史给光绪的只不过是一个强势的垂帘听政的母后和一个时常生病的身体。
一时间，京城弥漫着腥风血雨。梁启超苦劝谭嗣同与其一道出走，谭嗣同慷慨说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让梁启超担当行者，以图变法维新于将来，自己则宁愿受死，以死来警醒世人。在狱中，他用鲜血在狱中墙壁上题诗一首：“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在萧瑟秋风之中，谭嗣同、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据相关资料，“六君子”被害当天，围观的人群将一些臭鸡蛋、烂菜叶往他们脸上扔，以羞辱之。因为，在官方的宣传中，这些人都是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甚至是汉奸卖国贼。因此，满腔怒火的群众当然要“扒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是的，明朝时，他们就曾吃过大明名将袁崇焕的血。
谭嗣同曾幻想以自己的鲜血惊醒世人，不知道，在囚车上的他，看到世人如此看他、扔他、诅咒他，他会作何感想？
“戊戌六君子”除康有为弟弟康广仁之外，其他五人都是厅局级高干，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岁月静好，却选择了为天下苍生肝脑涂地、为民族自强抛头颅洒热血。值得一提的是，谭嗣同父亲谭继洵时任湖广总督，谭嗣同是正儿八经的“太子党”、官二代！
一个官二代超越自身的阶层而为天下苍生鼓与呼，这种高贵的品质，源于读书人中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基因，那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追求。只是，现在读书人被骨感的现实所迫，早就将其抛弃于九霄云外了吧，一个个都成为了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促使他引颈就戮，慷慨赴死呢？
首先应该是光绪帝的原因。
谭嗣同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底层人士，自从被光绪帝赏识后，一跃成为四品卿衔，协助皇帝变法维新，官职实际上位同宰相，可谓一步登天，人前显贵。那么作为臣子的谭自然感恩戴德，何况光绪的变法理念还和自己一生的抱负息息相关。既能借助皇帝之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又能博得帝王欢心位极人臣，此等两全其美的事谭嗣同岂能不高兴，所以说对光绪帝的知遇之恩，谭自当涌泉相报。
这也是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囚禁时谭仍然怀有侥幸，千方百计试图将光绪营救出来，而没有逃脱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戊戌变法.王五传记》记载：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逮捕入狱。做为谭密友的大刀王五心急如焚，联络各地反清义士，并花重金买通狱卒，准备营救谭嗣同。但都被谭拒绝了。谭嗣同对王五道：皇帝尚在囹圄，做为臣子的岂能一逃了之，如此有违天道，决计不可！王五苦劝无果，只能黯然离去。
其次应该是和谭的家庭有关。
说起谭嗣同的家庭，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谭继洵（1823—1900），晚清重吏，于京城户部任官十六年，调通州监督坐粮厅，一年即调任甘肃巩秦阶道（1877年），六年后升任省按察史，隔二年提任布政史（管理一省财赋人事），于甘肃任职达十二年；光绪十五年调任湖北巡抚，尝两次兼代湖广总督，为正一品封疆大吏，累官赠光禄大夫。
可以说谭家乃是富贵之家，谭父作为一品大吏，家世显赫，不说富可敌国但也家境殷实。本来谭父就对谭嗣同的变法之举相当抵触，认为他被人诱导而误入歧途。怎奈谭嗣同心意坚定，变法之心不改初衷，虽百死而不复返，最后宁愿人头落地亦不肯流落他乡。谭继洵做为朝廷重臣，自然难免株连其中，丢官罢职还是轻的，就怕老佛爷雷霆一怒，到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个道理，谭嗣同岂能不知。所以说他才在康梁如惊弓之鸟般亡命天涯时，尚能稳坐钓鱼台。不是不想走，而是不能走。当初不听父言已是心意难安，如今变法失败若是逃之夭夭岂不要祸及家人，如此失德之事谭必不能为之。惟愿以己之身换家人平安，如此，九泉下才能心安矣！
还有一点就是谭被捕时已是带病之身。
谭嗣同，字复生。在谭年轻时，他的家乡流传一种传染病，得这种病的人几乎全部死去。谭嗣同不幸也被传染。他病了很长时间，家人都以为他要死了，但最终他奇迹般地痊愈了。谭嗣同康复后，就以复生为字。不过成年后的谭身体状况每日愈下，自感大不如前。他之所以力推变法，可能也是感到人生无常，能在有生之年为改变国家羸弱困境而奔走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吧。
最终，谭嗣同决心为变法不惜一死，来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而后慷慨就义，虽悲壮且震撼世人！
谭嗣同心系维新并非为了一己之利，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在为了自由理想的道路上冲锋陷阵，不畏生死！
沧海浮生，岁月如潮。多少年过去了，谭嗣同的壮举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了明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只为捍卫心中那片净土！这样说来，谭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后人曾撰写对联悼之：“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实乃对谭公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