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在华夏子孙的心中一直存留着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上古神话——尧舜禹禅让权位，举贤能造福万民。在这个故事中，三位主人公尧、舜、禹创造了所谓“垂拱而治,河清海晏”的盛景，连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夫子也在《论语》中对其品行大加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之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上古时代，共同探寻“禅让”制下隐藏着的历史玄机。
一、“禅让”一事的提出
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在位者将权位让渡给贤德之人。从字面来来理解：“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 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三年考核 ，认为舜可以胜任 ，就命舜摄位行政。尧死后，便由舜继任为首领。舜继位后，也用同样的方式选拔首领。经过治水考验，禹在舜死后便成为首领。禹继位后也先后用同样的方式选拔了皋陶、伯益作继承人。这种古代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帝王把王位让给没有亲族关系的贤人。
最早记述“禅让”其事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在其篇《尧典》中说的是“尧舜禅让”，而在《大禹谟》中则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另外在《论语·尧曰》中亦有涉及到尧让帝位于舜的文字：“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大意是说，尧希望舜在接替其权位后能坚守中正之道，爱护百姓，倘若不然，上天必将所降祥福收去。尽管后世许多学者认为此章并非孔子所说，而是后人把散简附于其后。但关于“禅让制”的记述从此成了儒家学派赞许上古三皇五帝的有力论据。” 《孟子·万章章句上》更是借老师孟子与学生万章间的一席话道出了“禅让”的真实含义--“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舜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舜之相尧、尧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尧、舜、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之荐者也，故仲尼不有天下。’”在孟子看来，“禅让”作为尚贤与能的良器，不仅需要德才双馨，更重要的是顺应天意。尧、舜、禹三者便具备了上述条件。
除了儒家学派,墨家也极力推崇禅让制，在《墨子·尚贤》中说到:“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崇尚贤士，是一个政权立足的根本。尧为天子时，舜只是一介农夫，因有贤名之故，被尧选为自己的接班人，“立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伯益贤明，亦为大禹举荐。进入西汉，史学大家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综合了《尚书·尧典》诸书的内容，对上述故事作了系统而生动的叙述。尧先咨询“四岳”谁能接任天子之位？“四岳”推荐了民间有孝名的舜，尧于是对舜作了多次考察，舜的言行和能力使尧很是满意，于是把两个女儿嫁给了舜，尧老死后，舜践天子之位。此后，舜禹之间的禅让，故事情节大致与《孟子》相同。
二、是谁发出了质疑之声？
对于上述的观点，从古至今便不绝质疑之声。最早提出疑问的不是别人，正是儒门弟子荀况。他在《荀子·正论》一文中指出“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在他看来，尧、舜、禹作为贤君只要礼义的大分做到了，又何必用禅让博取虚名呢？如果说荀子的怀疑还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那么法家韩非则更进一步，不但不承认有“禅让”这回事，反而说舜和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弑君”的结果：“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子·说疑》）。在韩非子看来，尧根本没行禅让，只是因为其年老力衰而被篡位的舜所逼。另有一种说法，来自古书《竹书纪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尧帝年事已高，德行威望不足以胜任部落首领一职。相比而言，威望甚高的舜在众人的支持下上台，深符民意。上述两种看法中，舜的上台形式虽有不同，但都反映了对“禅让”本身的质疑。
同样，在舜禹的“禅位”问题上，《韩非子·说疑》指出大禹借助治水一事光芒盖过了帝舜。在伯益等部将的拥戴之下，顺理成章地受舜禅让。这其中甚至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应当知道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力被舜处以极刑，舜又如何会把天子之位禅让给有杀父之仇的禹呢？对此，《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认为：“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共工于幽州之都。”如此看来鲧应死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说鲧因治水失败而被杀，实是当时统治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三、全面看待“禅让”问题
诚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神话，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在对待“禅让”问题时，亦应秉持客观公正之观念。“禅让”，作为一种上古时代的民主制度，产生于先民时期。在这一时期，一定区域内的部落联盟兼并过程时常伴随着武力征服，联盟制在其中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说最初联盟体最高首领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但也需要得到各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在这种平等式的联盟体内，最高首领之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老衰而禅”以及“老者不堪其劳而休也”等观点虽遭荀子之批判，但绝非虚妄之词，甚至应是联盟体最高首领未能实现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有力证据。因此，禅让制当是势力相当的诸政权组成的联盟体产生其领袖的方式，即尧舜禅让可能就是这几个势力相当的集团不得不结成联盟时，为了协调各集团的关系、维系联盟体的存续而采取的一种领袖和新政权诞生的更替方式。其间，各集团首领俱以各自集团力量为后盾而展开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但都应是在不分裂联盟体以及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原则下进行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竞争，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最高首领必须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亦即必须是年富力强且富有经验者，否则难以服众。可以说，“禅让”是一种在解决权力归属问题上最有效的手段和最理想的方式。
前文一正一反两方观点，前者将其放在完美无瑕的理想端，后者弃置叛逆无道的阴谋端，这其中暗含着不同学派观念的交锋。但无论是哪种观点，最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到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客观的讨论。禅让制度源起于原始社会末期, 是原始部落联盟根据尚贤与授能原则的民主选举首领制度，对于政权的平稳过渡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上古先民的美好理想，禅让制的存在是值得肯定的，而它对华夏民族的借鉴意义则是值得赞颂和推崇的。随着后世儒学的兴起，封建王朝的君主们希冀借“儒道”之风，推行名儒实法的政策。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必须树立一个理想模式来规劝世人，同时标榜自己的统治符合天意。于是，“禅让”这个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理想治国蓝图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并从此凝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提醒着世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此，无论是宋高宗赵构禅位给孝宗赵昚，还是清高宗乾隆禅位给仁宗嘉庆，都是对“禅让”美德的有力践行。
从另一意义上来说，“禅让”制度开创了中国政治权力平稳过渡的先河，“以兵威强制天下”的权力思想开始向“得天下以仁, 而民从之”的政治理念转变。同时，华夏民族性格中野蛮、蒙昧的因素在消减, 理性、人道、文明的基因在增多，造就了一个以“仁”为哲学思想核心的东亚民族。北宋开国君主赵匡胤陈桥兵变便实现了政治权力的和平交接，彰显出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就让我们共同凭吊“禅让”这个先人留给我们的“胜迹”，共同回味那段不为人知的上古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