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七雄并立。在这个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各国都有变法图强之心，问鼎中原之意。魏有李悝，楚有吴起，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也不是无例可循。但跟他那些前辈改革者一样，他们的结局都似乎令人扼腕。秦、魏、赵等各个国家之间经常打仗，土地归属没有定数，百姓也常常四处游走，人们对家国的观念是不深的。商鞅是魏国人，他希望能够成为实现自己的抱负。
当他把自己认为可以使一个国家强大的方法告知了魏国国君，魏国国君却不理解也不接受。既然不被魏国国君赏识，那便不需要虚度光阴，傻傻的呆在魏国。
于是商鞅游历战国七雄的每一个国家，一次次向不同的国君讲述着自己的治国理想，但却一次次的被不同的国君拒绝。直到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商鞅来到秦国，和秦孝公彻夜长谈，两个人互相欣赏，一见如故。
施行变法，就必然要改变国家原有的旧制，推行新的政策法令。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使国家走向富强。
商鞅才华横溢，自然就得到了明君秦孝公的欣赏，放手让商鞅实施他的变法。然而一个国家要由弱变强，绝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要在短时间内让变法见到成效，就必须用严刑峻法树立起改革的威信。
前有李悝、吴起失败的教训，商鞅当然明白变法绝非儿戏。要取得成功，首先要立信。于是他徙木而立信。自此秦国上下无一不知秦王对这场改革是认真的，是言而有信的。光是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要做到言出必行，令行禁止，就必须要立威。于是借着太子犯法的机会，对太子的师傅，也是旧贵族的代表公子虔等处以削鼻之刑。于是秦国就此法令畅通，再无人敢反对阻挠变法的实施。
然而商鞅变法作为一个改革运动，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原有统治阶层的利益。商鞅的军功加爵首先改变了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贵族作为固有统治阶层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商鞅变法的土地政策更是彻底瓦解了旧贵族的经济基础。
权势和财富是旧贵族的立身之本，商鞅的变法运动直接动了这些旧贵族的奶酪。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要跟你玩命。秦孝公在位时，处处护着商鞅。有秦孝公一天，这些旧贵族大佬们当然不敢把商鞅怎么样。但是秦孝公归天，商鞅的庇护伞就没有了。
而且商鞅为了立威，还动了太子的师傅。而且还是最羞辱人的削鼻之刑。动了太子的人，当然也就打了太子的脸。太子嬴驷自然对商鞅是有着极大的不满的。嬴驷登基掌权后自然就会对商鞅下手。
最为关键的是，商鞅变法已经在秦国初见成效，变法举措已经深入到了秦国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这是商鞅变法的成就，但同时也成了他个人生命的绞索。因为变法的内容已经成为秦国事实上的制度和法令，那么，有没有商鞅作为一个个人，他的存在与否也就无足轻重了。
而且正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他已经拥有了巨大的名望和地位。对秦王的权力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不除掉商鞅，对于刚即位的秦惠文王嬴驷而言，那是说不过去的。再者，东方六国看到了商鞅变法的成功，对商鞅这样的人才自然也不会放过。秦国自然不会让商鞅这样的人跑到其他国家去效力。
种种因素叠加到一起，就决定了商鞅必须死。而且是必须以一种极为惨烈的方式去死。这样，一方面平息了秦国国内旧贵族势力长久以来对变法运动的怨气，也稳定了秦王的统治根基；另一方面，也是展示给东方六国看，纵使六国有人想效仿商鞅变法之举，看到商鞅五马分尸的结局，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史书记载，商鞅被处车裂之刑。而十分讽刺的是，车裂之刑还是商鞅自己想出来和制定出来的，想不到最后用在了商鞅自己身上。
商鞅的变法给了秦国崛起的机会，商鞅的死也拖延了东方六国的改革进程。就商鞅个人而言，生和死，都是为秦国作了贡献。令人欣慰的是，秦国的继任统治者并非昏庸之辈，商鞅变法能让秦国富强起来，其人虽死，变法还是得以继续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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