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浪子-----孔融
三国人才之盛超出以往，也出了许多著名的另类：狂人、奸佞、野心家，象孔融归于哪类呢？有的说是人才，有的说离经叛道者，有的认为是大儒，都象，可对照史料细看又都有问题，台湾学者龚弘说他是“政治顽童”，有些地方贴近他的特点，但总有些象鲁迅所说的二丑帮闲的模样。我看他更象一个政治浪子，不务正业、吊尔浪当，敢说话，又说不到点儿上，不除掉他，总在耳边不断地说些荒诞不经的事，添乱，还会引起一部分人的不满：这样的人不除，还有王法么！而杀了此人，又有一些人会说，不能容人，心胸狭窄，但绝不会有人说可惜，这就是他的结局。
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我们可以肯定他是山东人了。高祖孔尚，钜鹿太守，父孔宙，太山都尉。小时口齿伶俐，人们视为神童。他可以冒充通家子弟去见河南尹（相当今天的市长）李膺，其实根本没任何关系，但他拉上了老子（李聃）与孔子的老朋友关系（几十辈子前的事了），居然蒙混过关。其实李膺不见得是老子的后代，但被别人说成是老子的后人，就象今日不管有没有家谱为证，都要拉上本姓的一个历史名人充自己的祖宗，也是一种时尚，他还是接受的，但他更觉得小孩子有点儿意思。孔融做的得不偿失最好的事，是与哥哥争死。张俭（就是清末谭嗣同的诗提到的“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中的张俭）被宦官侯览所恨，下了通缉令，全国捉拿。他与孔融的哥孔袤是朋友，来时正巧孔袤不在家，孔融给他藏起来。事发，张俭逃脱，地方政府要拿孔家人顶罪。孔融说：我藏的人，当然罪在我。哥哥说：他来投我，事由我起，当然要抓人，非我去不可。此事上报，经研究决定，还是定孔袤有罪，可能那时孔融十六岁，罪不及刑吧？
因为有这么一件不避生死之举，孔融的名气大起来了，与当时的平原陶丘洪、陈留的边让（就是被曹操所杀的那个边让），成为少年精英，为当时年轻人的代表，“并以俊秀，为后进冠盖”。汉朝时讲究名声名气，就如今天商品的品牌一样，上下都认这个，于是他的前途光明起来。他做过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那时他三十八岁。他在北海做了一些文化工作，建学校，选人才，提拔了彭璆、邴原、王修等，这几个人后来都出了名，进入官员行列。他为发扬儒家的精神，宣传儒家思想，做了一些工作，因为他只个北海相，难以和任荆州牧的刘表所作的文化工作相比。他立了一个郑公乡，以尊崇汉代的儒学大师郑玄，传播他的言行。还建了公墓，“国人无后，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为棺木殡葬之。”等等。还不错，有人为他揄扬，刘备推荐他兼任青州刺史。刘备用了一些人和推荐了一些人，都是后来出了名的不论什么名的一些名人，这孔融是其中一个。后在建安元年，来到许都当将作大匠（相当建设部长），又升为少府。每到朝官聚议，就听他一人在那说，时间长得别人插不上话。别人没了机会，所以时人颇不满意。（以上均引自《续汉书》）
司马彪在《九州春秋》里批评他，（孔融）自以为才华盖世，想干些大事，但他所用的都是轻浮的人，干不了实际的事，而一些讲究儒家理论的人，虽然高谈阔论，头头是道，可是不能真去做，“融在北海，自以智能优赡，溢才命世，当时豪杰皆不能及。亦自许大志，且欲举军曜甲，与群贤要功，自于海岱结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会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异，皆轻剽之才。至于稽古之士，谬为恭敬，礼之虽备，不与论国事也。”“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他用的一些人，都是文人浮夸之人，而没有干实事的，有些像刘表在荆州所遇到的蒯良，在那动荡年代他竟迂阔地讲，“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苟仁义之道行，百姓归之如水趋下，何患所至之不从而问兴兵与策乎？”刘表虽然孤身一人到荆州，可他头脑是清楚的，他没听蒯良的空谈，而是转向实干家蒯越，把事解决了。而孔融就不同了，他找的都是蒯良一类的人，大讲礼义，而没有一个有实干精神的，所以他虽然有很高的抱负，还看不起同僚的迎来送往的碌碌无为，可是他的干法更脱离实际，在文化上他还有些动作，不管行不行，还算有了一些成果，而在经济上什么也没有，在军事上更不行了，以至后来无处安身。在行政上更混乱了，看不出复杂问题的关键，也治不了狡猾的下级官吏。孔融做事很没条理，有时放松管理，有时“一朝杀五部督邮”，“奸民污吏，猾乱朝市，亦不能治。”他没有治理政务的能力。他做个太学祭酒去研究学问还行，让他管理行政不灵。
幽州乱兵打徐州，路过北海，全城上下都吓坏了。他恃勇前去与乱兵谈判（还有些无所谓的胆量），不要侵害北海。不知他的口才起了作用还是看到他做了准备，乱兵真没去破坏北海，而是发兵他处。后来乱兵军败到处乱窜，孔融突发奇想要使用这批乱军，“悉有其众”，把乱兵照单全收以补充他军力不足的困扰，真好像天上掉馅饼，孔融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可他管不了乱军，没多久，乱军发动叛变。黄巾军又要来攻城，在这紧要之时即便全力以赴备战犹恐不足，而孔融却大喝其酒，然后没做任何准备就上马迎敌，这是个什么战法？非常令人难解，这是浪子的第一次滑稽表演。不是拿国家大事身家生命开玩笑吗？不知是以酒壮胆还是以为区区毛贼何用认真，就这样耍二百五一样去迎敌了。黄巾军倒是全力以赴对付他：令一支军队正面对阵孔融，另派两支军队涉水直捣郡治大本营，城潰上下四散奔逃，孔融这时才知道他那一套不管用，连家都回不去了。他只好逃奔以求活命，逃到南县，连身边的人都跑光了。几年下来，他困于小县城，既不能开拓新地盘，又解决不了收复失地问题，只好无可奈何地丢掉原来他所有的一切。再后来，他从徐州回来，以北海相又兼青州刺史，把自己的官衙放在州北部边境。想依靠齐鲁，辽东再为自己打造一块天地。可那时曹操、袁绍、公孙瓒正混战中原，而他兵不满百，粮不过万斛，身边又没有得力人才，而他原来身边的王子法、刘孔慈等人只能说不能做，却被孔融当做心腹，有点头脑的左丞祖劝他投靠强大的集团为靠山，他不听而且杀了左丞祖。另一个“清俊之士”刘义逊见情形不对就远离他而去。他没有一点军事力量，也没有能力解决他面前的复杂问题，那书本的东西看来当不了十万大兵，能言善辩的口才也帮不了他什么忙，所以当袁谭一向他发动进攻，就傻眼了：毫无抵抗的能力。但他却坐在官府里读书、谈话，故作镇静，不过他不这样也实在拿不出别的办法。那边箭如雨下，他这里还在谈笑风生，亏他还能谈笑风生。城破众散，他也只好再去出逃。《汉纪》的记载和《九州春秋》相一致，“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就这样他无可挽回地丢掉了他想建功立业的一切。他又来到许都想碰碰运气，虽然丢了一个郡，他却并不在意。到了天子身边，看到战乱中儒家的礼仪规章残缺不全，他又拿出他所擅长的那一套，提出要建典章制度，以恢复儒家气象，他的建议正合天子之意，所以又以此让他作了大官。真是时来运转得太容易，他会珍惜吗？从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来看，他不仅是只有理想和壮志的空想幻想浪漫主义者，还是个毫无行政管理能力无力处理复杂问题的书呆子。
曹操是许都的实际主宰，有实力的官员不是顺从，就是韬光养晦，而孔融就偏偏不信邪，时不时地拿曹操开涮。有一次，曹操下令禁酒，那时战争不停，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粮食很缺乏，而造酒需要使用大量的粮食，这是当政的君主都要考虑的问题，刘备也下禁酒令（相当严厉不稍宽贷），说明那时的粮食之紧缺状况是遍及全国的。孔融来了一篇既无目的又能引起人主极大反感的说辞：“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这真有点胡搅蛮缠，拿他知道的一些历史典故来反对现行的法令，因为他浪得虚名，曹操也对他没办法，但是一旦有了反感，办法就会慢慢想出来，做枪手的大有人在也会有人主动充当。你说他为了什么，保存酒的生产，为人谋利益？那曹操禁酒不是为了解决粮食紧缺吗？这边酒不生产了，老百姓不是少征点粮吗？孔融就这样无目的的与上峰捣乱。是示意还是出于自觉我们不得而知，御史大夫郗虑出来上奏朝廷：以法免去孔融的官。可他却满不在乎，“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那边禁酒，他被处罚还天天聚众饮酒作乐。我看曹操还是比较宽宏大量的，如换了孙权还不拔剑大吼一声“与此案同”，要了他的小命。
就在被曹操极端反感他的时侯，太尉杨彪与袁术结为亲家，后袁术自称皇帝，按封建社会的法理，这个做法属于僭越，封建社会里这是最大恶极之罪，要祸连九族的。因此曹操对杨彪怀有敌意，所以就找个借口收审了杨彪，孔融去找曹操评理，用上了他掌握的知识，他说：《周书》有‘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袁术的罪就更算不到杨彪的身上了，这样罪责对杨彪不合理。曹操说，这是天子的意思。他反驳，周朝，成王杀召公，周公能说不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杀杨彪，明天我就走，不再尊你管理的朝廷了。曹操那时还没有绝对大的权力，做事行权不能没有顾忌，所以就放了杨彪。但曹操对孔融的不满也就更深了一层。曹操终于打败了袁绍，他的权力也在上升，对孔融的处罚的报复心理也就更加大了。孔融没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又去引逗曹操，他写了一封信，讲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博学，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这不让曹操哑子吃黄连有话说不出吗？后来孙权派使臣来，以加强两方的关系，孔融却给以讽刺，出言不逊。责骂来使，破坏外交，在古代也是大事，于是惹恼了曹操，新帐老帐一起算，以此为借口，杀头。看起来，他要对曹操父子借战争，抢美人，进行一次讽刺，一种毫无意义的事，既改变不了现实，也损害不了曹操集团的一丝一毫，只能提供杀他的机会，本来早就想杀，是他自己给了机会，也许史料为尊者讳，不利于曹操的材料可能都毁灭了，可是鲁迅说过朝代时间短的，说坏话的多，因为是别人给他写史，本朝就不一样了，自己人写，总是捡好的讲，曹魏政权是短命王朝，尽可放心，没人为他曲笔隐瞒。因此我们看，孔融的行为确实让人不好理解，思维方式与别人不一样。他的子女也与旁人不同，孔融被抓，两个小孩（八九岁的样子）正在下棋，头也不抬。有人说，你们的爹被抓，怎么不起来看看？他们的回答也大不同于同龄小孩：覆巢之下，怎么会有不破的蛋！他们早就做好了同赴家难的准备。
曹操要发表杀人的证据，当时弥衡是天下共讨之的对象，傲慢不经，张牙舞爪狂妄之极，于是就把弥衡的行为说成是受了他的影响，原来孔融说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象瓶瓶罐罐，他们盛什么东西与瓶子罐子没什么关系；又说灾荒年头，父亲不好，宁可把活命的粮食给别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曹操拿以孝治国的封建伦理教条，叛了孔融的死罪，其实他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年他下求贤令，就明确的说过，“惟才是举”“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他那时公开寻找的是各种人才，而不要怕他不孝、不廉、不洁等，为什么现在给孔融加上这样一个罪名？这个罪名与他倡导的人才标准是相矛盾的，但是为了制孔融于死地，也就不择手段了，因为孔融的不孝的言论与社会的舆论格格不入，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而拿别的罪名去治罪，可能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而以他的不孝的言论治罪，很容易就能得到广泛的支持，政治家处理问题，不大考虑是不是与他前后讲的话有什么矛盾，而看怎么解决问题，需要是他们首先要想的事，各地诸侯军阀莫不如此。
孔融这样的人，在曹操这样大权在握的虎口下，时时不自量力而捋虎须，正是找死。照心理学家分析，孔融是一种好炫耀好自我表现的人格，长大了又好名，好名者常悖时，不能把握自已，不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说话也没有的目的性，时有冒险之举，当然他也做了别人不敢做的好事，更多的时候是触了人主的逆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