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221年～263年）。蜀汉疆域包括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蜀汉建国初期，面临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蜀汉在魏、蜀、吴三国中国土最小，人口最少，其经济实力也最弱。特别是刘备夺取益州之战中，由于刘备与原益州的统治者刘璋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致使益州百姓“饥膏草野”。刘备攻占成都后又纵兵抢掠且“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土”，使原本充裕的府库为之一空，以至日常军费开支都成了问题。为此刘备不得不采纳刘巴的建议，“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以充实府库。刘备采用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办法是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手段，虽然可以聚敛财富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且必然要对益州社会经济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随后魏、蜀、吴三国间的争战又一直不断，这些战争，大量地耗费了蜀汉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地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对蜀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诸葛亮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所面临的是一个危机四伏、经济凋敝、民心不安、社会动荡的局面。以至于诸葛亮在南征时，命令兵士种蔓青于山中，“以济军食”，这是当时蜀汉经济困难，军粮难以供给，不得不靠种植蔓青来接济军粮的真实情况的写照。
为解决蜀汉建国后尤其是刘备讨伐东吴之战失败后面临的经济困难，诸葛亮在恢复经济方面下了很大力气。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始终是农业社会的头等大事，也是中国古代支撑战争的重要物资资料。所以诸葛亮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中特别注重刘备军控制地区的农业生产，以保障百姓温饱和军粮供应。他为此专门设置了督农官，主管农业生产。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美称，蜀地百姓历来比较富足，仅仅是因为战乱的原因才弄民困财艰。只要社会秩序较为安定，能让老百姓从事正常农业生产，那么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会很快见效的。休养生息的政策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在经过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之后都会采用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有效政策和措施，诸葛亮在蜀汉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成果显著。“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农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诸葛亮对水利设施的新建和维护也十分用心，他曾派壮丁一千二百人保护秦时李冰所修的都江堰，并专门设了堰官主管都江堰的维护。同时大量兴建各类灌溉设施，时人称为 “诸葛堰”、“小诸葛堰”，并且在各地筑堤以防水患。《成都志》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老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捍水势”。
曹操在北方实行实行“屯田”制，有效地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也为其争霸天下的图谋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作为一代名相的诸葛亮自然也不会想不到，他在蜀国也实行了“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的政策。但其规模与曹操屯田远不能相比，史载诸葛亮曾招募五千人到汉中进行屯田，又派吕义“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但屯田规模小并不说明诸葛亮不重视，只是蜀汉国小兵少，要留相当数量的常备军，自不能与兵力雄厚的曹魏相比。
诸葛亮在一出祁山失败之后，为减轻减轻军费、军饷负担，同时保证农村劳动力不因战争而流失，以不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在军中实行 “减兵省将”，建立了士兵到期轮换制度。使农村不因士兵长期在外作战而耽误农时。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诸葛亮还很注意盐业和丝织业的生产，实行了盐业官营，并大力开展蜀锦贸易。诸葛亮对制盐业十分重视，甚至亲自到盐井煮盐，蜀汉政府对制盐业的付出不久就收到了丰厚的回报，成为蜀国经济的一大支柱。而后世四川闻名天下的井盐也就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诸葛亮还特别重视发展独具四川特色的蜀锦贸易。由于蜀国在丝织业上的大量投入，蜀锦的质量和工艺水平是三国中最高的，成了蜀国最重要的外贸商品那是很大的。据《三国志•；蜀志．后主传》载：蜀亡时，还库存有锦八十万匹。对蜀锦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刘巾于蜀，而吴亦资西道”。
经过多年的以农为本、手工业、商业一起发展，十多年后，蜀汉社会经济就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经过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蜀国“兵甲已足”。诸葛亮于公元227年出师北伐，进行复兴汉室、统一天下的战争。尽管蜀汉在北伐中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双方力量的悬殊也注定了北伐最后失败的命运。在一次次的北伐用兵中（包括诸葛亮死后姜维的北伐），蜀汉逐渐耗尽了财力和物力，从而加速了它的衰亡。
偏居西南一隅的蜀国版图最小，主要地区仅巴蜀汉中等地，直到蜀亡时，只有户28万，人口94万，军队约10万，可见国力之弱。诸葛亮也承认，他是在“益州疲弊”的情况下率师北伐的。而当时魏国，有人口440万，军队约60万，力量对比差距明显。
蜀国地方，易守难攻，若能真正联合吴国，协调一致地对付强魏，则蜀国偏安西南还是有可能的。而四川地区优越的经济环境也可以为蜀国稳固防守提供条件。如果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资源能够真正被开发，蜀国的经济实力必将大增，逐鹿中原的机会自然大了不少。
过早的北伐让蜀国耗尽了财力，影响了蜀国的经济发展，使其相对弱小的军事经济实力更加弱小。由于蜀汉经济基础薄弱，经不起连年战争，浩大的军事开支，加上币材紧缺，使蜀国不得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所铸行的多是大面值钱币。没有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作为后盾而铸行大面值减重钱币，必然会引起物价飞涨。同时蜀汉国民对长期的战争也极为厌恶，千方百计逃避兵役。有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的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
而其他两国的经济情况显然要好不少。吴国所处江南地区由于在东汉末年未受到中原战火的波及，加上东吴长期对魏国采取以守为主的方针，孙权利用北方的劳动力和技术，使江南地区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吴亡时，仓库尚存米谷280万石，吴国的经济明显地超过了蜀国。
曹操统一北方前，经过几十年的战乱，昔日富庶的中原已经是一片狼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北方情况的形象写照。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特别是大规模地屯田，招收大量大量流亡的农民，使北方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形成了“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局面，为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从国土面积上来讲，魏国的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蜀国和魏国的战争等于是以区区一隅抵抗全国的战争，北伐对蜀国来说是倾尽了全力，但对魏国来说只是局部战争而已，虽然一度极其被动，经济上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没有沦落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诸葛亮死后，后主刘禅庸懦无能，朝政日益腐败，蜀汉国力日衰经济状况越发恶化。政治腐败造成原先经常检修的水利设施常年失修，经常泛滥成灾，许多地方的百姓被迫逃离家园，流离失所，各地都先后暴发了农民起义。为缓解经济压力，蜀汉后主刘禅又象父亲一样铸造了许多大面额减重钱币，造成经济混乱，民不聊生，加速了其政权的崩溃。如果不是蜀锦贸易还能给蜀国带来不少利益的话，没有了诸葛亮的监督，在穷奢极欲的“阿斗”的挥霍下，蜀国经济也许用不了几年就会完全破产。在这种情况下，比不上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更没有管理国家经济能力的姜维仍要坚持北伐，不是在加速蜀国的灭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