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圭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三国志》的这段记载，描绘了华佗的不愿出仕的“隐士”形象。不过他并不穷居荒山，而是悬壶济世行迹满天下，算得上“隐于市”的人物。并且华佗“恃能，厌食事”，相信自己可以靠医术生活，不乐意做拿俸禄的医官。就是这样一个真隐士，曹操杀了他。 //-->
王立群先生于《百家讲坛》讲神医故事，说曹操杀华佗另有隐情：华佗不愿当侍医并托辞不给曹操看病，冒犯并触怒了曹操，于是曹操挥舞屠刀来维护自己的权威。但是，杀士如弃天下，曹操虽然多所杀戮，但无论孔融、杨修，都并非以一时之恚而轻启杀机，华佗之死，难道就只是“华佗冒犯了他”那样简单？往深处想，除了曹操需要看病，还应该说到他“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就华佗而言，虽然王立群先生下了“曹操不爱其人亦不爱其才”的断语，但是“太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曹操对华佗才能的看重，还是明晰可见的。“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至此，曹操虽然发怒了，礼贤下士的风度依然足够。再往下，就暴露了对召而不至者严厉打击的态度：“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狱，考验首服”。
惟才是举的实现，需要两厢情愿：一方要有号召力，一方要召而肯至，然后才能天下云集响应；若一方三顾五请，另一方无动于衷，惟才是举也就落空了。这样来看，曹操的杀机，不只因为华佗触犯了他的个人权威，而是他认为这种不合作，这种“士人召而不至”的尴尬局面，干扰其惟才是举政策的实行，政治影响极坏，是以杀之。而曹操在华佗死后，诬之“鼠辈”以否定其才，借以把华佗事件与“惟才是举”区别对待，实际上就是为他的用人政策打圆场。曹操杀佗，有其政治层面的某种考虑。
对不合作者采取肉体消灭方式，先行者是姜子牙。《智囊·上智部》记：太公望（姜尚）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大家都学这种隐士，我子牙就真成孤家寡人了，还算得哪门子国君？冯梦龙讲的这个故事，把旧时代当权者对不合作者的痛恨说得明明白白。不过这则故事把太公杀华士看成是政治智慧，这多少有点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