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三国故事在流传上千年的漫长时间中，随着时事世道的变迁，民间的各种文化资源都在不断地丰富它，以至于《三国志》不同于其他的史书，《三国演义》不同于其他文学经典。它经过民间的解读和传说，已经被塑造为一个开放的容器，似乎可以安置所有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历史的感怀。 陈寿撰《三国志》是在晋灭东吴结束了三国之后。晋承魏而有天下，时为晋臣，陈寿的《三国志》必尊魏为正统，在《魏书》中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只有传。虽然如此，毕竟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先主传》和《吴主传》的记事同样是年经事纬，与本纪无异，表明了各自为政、三国鼎立的史实。五代时，《旧唐书》把《魏书》入正史，《蜀书》和《吴书》入编年类，坐实了魏的正统之位。 但这只是官修史书的逻辑，它总是重成败兴亡，重功劳战绩。而民间叙述弥漫着另一种观念，它更尊道德价值，崇个人传奇。在《三国演义》中，诸多被陈寿弃之不用而被南朝史学家裴松之以注文增补的情节被大量采用。其中的分别也许可以理解为，人的故事与生活意义和价值相关，朝代更迭是历史的常态，而人生百态会生生不息，所以人的故事中展示的情态有更持久的解读空间，民间叙事似乎可以借此展开寻找生活智慧的过程。在这个流传久远的解读中，依托刘、关、张之间亦兄弟亦君臣的忠与义，蜀国有了正统之位，汉室之后的名头为之提供了一个符合官方逻辑的支持。 以刘备为正统的三国故事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隋朝《大业拾遗记》曾记有隋炀帝观看“曹操谯溪击蛟”、“刘备跃马过檀溪”的杂戏。到了唐初，刘知几的《史通》又有“死诸葛能走生仲达”的故事。当时听众每每听到刘备败走，便蹙眉流涕；闻曹操败，便喜。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虽然汲取了千年中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但他显然删减了大量庞杂的传奇，谨慎地依赖着《三国志》的框架，在所谓七分实之外的三分虚中，把民间叙事中的道德倾向和天命观充分展开，蜀国作为正位，刘备集团的主要成员被定型为中国式众英雄的固定模式。它对民间的影响力远超过正史，而史家和官方也在三国故事的流传中改变着论述倾向，到宋代，蜀国的正统地位已经为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家采用。从魏至唐，关羽在民间的影响还不大，自宋代，在民间关羽显灵的传说多起来，关庙建起来，从宋哲宗加封关羽为显烈王，历代帝王为他加封，到明代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清代顺治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杂剧兴盛之后，三国的故事更是大量出现，使其内容更为充实丰富，佛、道、儒各家的义理都杂烩其中，君臣伦常、天命轮回、神仙怪异都加入到对三国故事的解释系统中。在平话里，刘备、孙权、曹操变成了汉初的英布、彭越、韩信投胎所生，他们都是为报无辜被杀之仇将汉室瓜分。佛教中，关羽是护法伽蓝；在道教的《历代神仙通鉴》中，他又成了雷首山老龙被上天处斩降身于关家，化身为关羽降生。后来干脆把命禄、驱邪、招财之功都归在关帝名下。 即使是今天，全球化、现代、后现代、个人主义、英雄史观翻了好几页了，三国故事依然可以装进新时代的寄托，借电影《赤壁》再讲一遍。无论编导们如何强调其依据是《三国志》，更具历史的真实，历经1000多年的解读编排演义中，三国历史的真实再难抵过扎根于民间的英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