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三国时期的谋士刘晔，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虽然说同属一流谋士，但又不是诸葛亮、荀彧、郭嘉的那种类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实施起来的效果立竿见影，而是说出来的意见、筹划好的谋略，多数要到事后才能证明是对的，而往往到了那个时候，当初不听他意见者都后悔不已；另一方面，刘晔的人物品藻功夫似乎比他的谋略水平还要高出不少，他品评的人物最后都八九不离十，几乎完全和他当初的预料一样；历经三朝，算是元老了，官也做的不小，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被自己的君主和同僚合份暗算，发狂忧郁而死；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隐藏着两段历史公案等待后人去揣摩、去破解。本文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奇特的谋士。
一
刘晔（179---234），字子扬，淮南成悳（今安徽寿县）人，出身高贵，是汉光武帝刘秀儿子阜陵王刘延的后裔。父亲叫刘普，母亲名修，刘晔还有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哥哥刘涣。刘晔七岁时，母亲病危。临终前，她告诫两个儿子：家里有个女侍谄害人的毛病，自己死后必定为祸家族。并希望儿子长大后能除掉这个女侍。果然等到刘晔十三岁那年，他告诉哥哥之后，冲进内室，将那侍者杀了，然后直接前往目前的墓地拜祭。父亲刘普大怒，而刘晔则冷静地告诉父亲这是母亲的遗命。刘普大为惊讶，“心异之，遂不责也”（1）。后来，来到扬州避祸的名士许劭见到刘晔，对刘晔大为赞赏，说他有佐世之才，年纪轻轻的刘晔从此成名。 后汉末年，扬州一带的局势混乱，战乱不止。加上郑宝、张多、许乾等为首的豪侠之士纵横扬州，使局面更加复杂。这时的刘晔是什么做法呢？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使得后人对这事刘晔的行为大感疑惑，成了一桩历史公案。关于这个问题，在此略做考证。 《三国志·刘晔传》载：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干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原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踧，遂奔太祖。 另外一段史料出自于《三国志·鲁肃传》： 刘子扬与肃友善，遗肃书曰：“方今天下豪杰并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还迎老母，无事滞于东城。近郑宝者，今在巢湖，拥众万余，处地肥饶，庐江闲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观其形势，又可博集，时不可失，足下速之。”肃答然其计。葬毕还曲阿，欲北行。会瑜已徙肃母到吴、肃具以状语瑜。时孙策已薨，权尚住吴，瑜谓肃曰……肃从其言。瑜因荐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 这两个同出陈寿笔下，但是意思却是截然相反 ，显然有一个是错误的。到底孰是孰非，一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三国志·刘晔传》这一段记载的真实性如何。笔者认为有几点疑问。从前面所引原文来看，其实说了两件事情，一是杀郑宝，二是助刘勋。刘晔去杀郑宝的起因，是因为曹操使者的到来，这里就有三个疑问。
一是曹操的使者为什么不去直接找拥兵自重的郑宝，而是来问一介书生刘晔？难道这时候的郑宝已经打起了反曹的旗号，又或者是郑宝此时南迁打算去投靠已经占领江东大部地区的孙策？既然刘晔杀了郑宝之后对其手下说的是奉了曹操的命令，那么就说明郑宝的这支队伍至少还是听从曹操或是以曹操为首的东汉王朝的话的，那么曹操的使者在接刘晔前后，就完全有可能去找郑宝谈谈了，而刘晔也没必要直接把郑宝杀掉来解决问题呀？！ 二是刘晔杀了郑宝之后，为什么把其手下交给刘勋而不是给曹操的使者。要知道此事的刘勋是袁术的手下而非曹操集团的成员。 关于第二个疑问，清人何焯认为： （刘）晔观“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此时曹氏代汉之势未成，以“支属，不欲拥兵”，乃晔后来饰词（2）。 方诗铭先生也认为： 《刘晔传》所述，则是刘晔此后的讳饰，历史真相并非如此（3）。 第三是刘勋失败后刘晔的去向。如果说刘晔是随刘勋一起投奔曹操的话，那时间应该是在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但是却把在裴注《傅子》中介绍的曹操征召刘晔、蒋济等人的时间提前了近十年。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从当时的时局和刘晔的性格和行事作风来看，刘晔并没有在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杀了郑宝，也就不可能把郑宝的上万手下交给刘勋这个曹操的对手的。 既然刘晔本传的记载不可靠，那么《三国志·鲁肃传》的可信度又如何呢？ 宋人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就没有采用《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他认为： 肃本传曰：刘子扬招肃往依郑宝，肃将从之，瑜以权可辅，止肃。按：刘晔杀郑宝，以其众与刘勋。勋为策所灭，宝安得及权时也？（4） 清人梁章钜也说： 按：子扬即刘晔之字。据《（刘）晔传》，晔为郑宝驱逼，欲赴江表，晔谋杀之，是晔本非郑宝党与，岂有劝鲁肃从宝之事？宜为温公所不取也（5）。 此二人的分析的基础，是在于对《三国志·刘晔传》记载的可信上。也就是说如果《三国志·刘晔传》得记载不可信，那么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田余庆先生认为： 孙权统事以后陆续出仕的北士，对孙吴统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人，如鲁肃、诸葛瑾、严畯、步骘等。孙策渡江时已经来到江东，但是都与孙策保持距离，不为孙策所用。以鲁肃为例，鲁肃本与周瑜友善，二人同时渡江，但是鲁肃并不亲附孙策，欲从曲阿北归巢湖以就郑宝，因周瑜力劝而止（6）。 方诗铭先生指出： 如果将《刘晔传》和《鲁肃传》关于刘晔与郑宝之间的关系综合加以探讨，历史真相应该如此：《鲁肃传》所载刘晔与鲁肃的书信，所表达的是刘晔对郑宝的及其钦佩之情，这应该是真实的；《刘晔传》所述，则是刘晔此后的讳饰，历史真相并非如此。 综合以上的专家、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刘晔身处错综复杂的扬州，对于郑宝这支割据势力仰慕不已，写信给早已结识的鲁肃，推荐鲁肃一起加入郑宝的队伍。只是由于周瑜的及时介入才未能如愿。而郑宝的结局虽然不得而知，但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其势力几年后被消灭或被收编，刘晔只能继续待在扬州，以待时机。
二
说起刘晔第一次见曹操，刘晔本传注引《傅子》中记载了一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曹操征召刘晔、蒋济、胡质等五个扬州名士。一路上，其他四人为在见面后赢得曹操的赏识，“内论国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高谈阔论，有时彻夜不眠。只有刘晔独自睡在车中，一言不发。等到见了曹操后，曹操果然问起扬州先贤，敌人的形势，四人争相应对，抢先回答，再次接见，还是如此，曹操每次都非常和颜悦色，只有刘晔一言不发。四人都笑话他。时间一长，曹操觉得无问题而停止发问时，刘晔却说起了不相同的话题，等到曹操领会了就换个话题。这样的情况出现三次。刘晔认为“远言宜征精神，独见以尽其机，不宜猥坐说也”。这几次谈话之后不久，曹操授以蒋济等四人为令，而授刘晔以心腹之任，每遇到疑难的事，就来信询问刘晔，最多时一夜数十次。从此，刘晔成为曹魏集团的正式成员。
曹操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的时候，当时在庐江境内的陈策，拥兵数万，拒险而守。之前派去讨伐的偏将被杀。曹操咨询手下的谋士是否继续。很多谋士认为山高险峻，沟谷深隘，地形上易守难攻，不宜讨伐。只有刘晔意见不同。他认为之所以之前的讨伐没能成功，是因为去的偏将资历太浅，所用的方法不对。刘晔认为此次只要先公布赏赐条件，然后在大兵压境，敌人自然也就不攻自败了。曹操采纳了刘晔的建议，结果也正如刘晔事前预料的那样。曹操也因此任命刘晔为司空仓曹掾。 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征讨张鲁，已经身为主薄的刘晔随曹操一起来到汉中（治所南郑，今陕西汉中东）。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军队粮草非常缺乏。曹操因此决定放弃进攻，自己带领军队撤退，命令刘晔监督后面诸军撤出。刘晔认为虽然粮食缺乏，就算是撤退也难免造成军队的人员损失，倒不如立即转为进攻，可以打张鲁一个措手不及。在刘晔的坚持下，曹操终于改变了之前的命令，转为继续进攻。在战斗之中，刘晔还敏锐地察觉到张鲁的军队由于曹军的突然变化而溃散，及时通知夏侯惇、许褚（7），并迅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平定了汉中。 从以上的两个例子都可以说明刘晔是一位料敌于前、长于计略的杰出人才。他的才能应该能够得到继续的发挥。但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刘晔在战争方面的能力就再也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了，只能是在事后才能证明其正确性了。原因很简单：曹操乃至后来的曹丕都不听他的了。 曹操在取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后，刘晔和司马懿都向曹操建议迅速南下，进攻刚刚拿下在益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刘晔进言说：“如今我们已经占领汉中，蜀人望风披靡；而刘备刚刚夺取益州，人心不稳。如果立即大军压境，可定能大获全胜。如让刘备得到恢复的时间，百姓生活安定，刘备再据守险要，时机就错过了。现在不攻，日后必成大祸。”但曹操并没有听从刘晔的意见。这也就是后来“得陇望蜀”这个成语的由来了。那么，到底是否应该“得陇望蜀”，乘胜追击呢？这也成为了一桩历史公案。笔者浅见：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刘晔的建议是正确的。曹操没有乘胜追击，反倒给了刘备一个重要的喘息机会，结果到了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已经是羽翼丰满、再无后顾之忧的刘备倾全力出兵与曹操争夺汉中。曹操虽率军亲征，但结果是以丢失汉中、损失大将夏侯渊的沉重代价黯然退出汉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刘晔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曹操自己也在退军后的第七天感到后悔了，这也足以证明刘晔意见的正确性。裴松之也说：“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斤石既差，悔无所及，即亦此事之类也。”（8）毛泽东曾经客观地评价了一个事件：“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事，很能看出问题。”（9） 魏文帝曹丕即位之后不久，曾经下诏询间群臣分析刘备是否会因关羽之死而出兵东吴为他报仇。很多大臣认为不会。只有刘晔说：“蜀虽弱小，但刘备想奋发图强，势必出兵来显示自己的强大。况且关羽与刘备名为君臣，恩犹父子；如果关羽死了二刘备不能为他报仇，就不能做到自始至终的情分。”后来刘备果然出兵伐吴。 刘备出兵伐吴之后，东吴很快派遣使者前来表示臣服魏国。当时满朝大臣纷纷向曹丕表示庆贺。这时只有刘晔一人头脑冷静，断定孙权是假降，等到同蜀汉的战争一旦结束，势必同曹魏反目。同事刘晔提出了一个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建议：乘此良机进攻东吴。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曹丕采纳。不久，东吴大败蜀汉，也就不再理睬曹魏。到这时候曹丕才缓过味了，勃然大怒，准备兴兵伐吴。刘晔认为此时的东吴刚刚大获全胜，上下一心，士气高昂，这时候去进攻，必然不会成功。这次他的建议又没有被采纳，曹丕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出兵东吴。其结果又如刘晔所料，曹丕无功而返。余大吉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说： 吴、蜀再度交兵，使魏国获得极为有利的难遇的形势。魏文帝如果采取刘晔建议的方针，乘机进攻东吴濡须和江陵，在魏、蜀的夹击下，将使孙权、陆逊首尾奔命，陷入极大的被动中……魏文帝处在当时有利得多的地位上，继续采取这一方针，失去了更有利的选择，是很大的失算。魏文帝虽然取得杰出的文学成就，战略上却不过是一名蹩脚的角色而已。（10） 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公孙渊夺取了叔父公孙恭的权利，占据辽东。这次刘晔又向魏明帝曹睿建议出兵辽东。刘晔认为：公孙氏割据辽东多年，难以控制，加之世代掌权年代久远。现在若不诛除，必然为患。应该乘公孙渊新立，立足未稳，派大军队兵临城下，以赏赐招降纳顺，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平定辽东。不幸的是，曹睿也和祖父曹操、父亲曹丕一样，拒绝了刘晔的建议，后来公孙渊终于反叛。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发现：尽管刘晔提出过很多具有独到战略眼光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曹氏三代多数多是没有采纳。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咸炘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刘）晔智太强，所料多与操、丕反，而皆验，故不被重用，非寡交自守将不免矣（11）。”
三
刘晔不仅长于军事谋略，在人物品藻方面的亦是个中好手。众所周知，后汉三国时期的人物品藻已经是风靡一时的一种风尚。刘晔本人就是经过著名的人物品藻专家许邵的挖掘，才能名声鹊起，成为扬州名士的。而刘晔本人也继承了这一时代的传统。经他品藻过的人物，其发展的轨迹也能证明刘晔在此方面的杰出成就。 魏文帝黄初元年 （公元220年），蜀汉大将孟达降魏。曹丕对孟达十分器重。“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 王益钦达（12）。”孟达与曹丕见面之时亦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13）”，曹丕委任孟达担任新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太守。面对朝臣对孟达的一片赞扬之声，刘晔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孟达为人有苟且钻营之心，仰仗自己的一点小聪明而玩弄心计，将来一定会成为魏国的祸患。不过刘晔的这份清醒并没有换来曹丕的警觉。果然，数年之后孟达终于背叛曹魏。 “曹操时期，沛国（今安徽宿县）魏讽“以才智闻（14）”、“名重当世（15）”、“有惑众才，倾动邺都（16）”，朝廷的公卿大臣都和他非常要好。而刘晔见到魏讽之后，立即就说日后魏讽必反。果然在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身为相国西曹掾的魏讽谋反，在曹魏集团引起了巨大震动。有学者认为： “（魏讽谋反案）在关键时刻打乱了曹操称帝篡汉德步骤（17）。”如果当时曹操能够听取刘晔的意见，那么曹魏的历史也许从此改写。 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杨阜常年镇守曹魏的西北边境。又一次曹丕向刘晔问起杨阜的为人。刘晔回答说杨阜有“公辅之节（18）”，也就是有担任三公的能力和水平。而从杨阜一生的作为来看，刘晔此言非虚。
四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作为谋士，虽然刘晔的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但事后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有预见性的；作为名士，他的品藻功夫也堪称一流。这样一个人物，放到哪儿都是块金子，都会闪闪发光。的确，自从刘晔加入曹魏集团后，先是被曹操作为心腹留在身边，在曹操手下然后先后担任过司空仓曹掾、主薄、行军长史兼领军等职务；到了曹丕登基之后，刘晔以侍中之职赐关内侯；魏明帝曹睿时期，他又进爵东亭侯，邑三百户，并两次担任太中大夫，最后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之位。一切看起来都似乎是非常的完美、正常。不过，通过史料上的各种记载却能发现：虽然刘晔在对外谋略方面几乎是算无遗策，但对于应付曹魏帝国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却是一筹莫展，一塌糊涂。他最后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是被曹魏君臣合谋算计而死。 曹丕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打猎，登基之后仍然乐此不疲。鲍勋多次劝阻，惹得曹丕很不满。有一次，鲍勋再次在曹丕游猎的时候上表劝谏，气得曹丕当场“手毁其表而竞行猎（19）”。途中曹丕还觉得不解气，就问身边的随从：“把游猎比作音乐，与八音相比如何？”侍中刘哗回答说：“游猎胜过八音。”鲍勋十分气愤，当做刘晔的面指责刘晔“佞谀不忠，阿顺陛下过戏之言……请有司议罪以清皇庙。” 通过这个例子说明，在魏文帝时期，就已经有像鲍勋这样秉持正义的大臣认为刘晔是个佞臣了。 到了魏明帝时期，关于刘晔的负面事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闹越严重。这个时期出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刘晔因受皇帝宠幸，诬陷陈矫专权。不过后来明帝对陈矫说：“刘晔诬陷你，通过考察，我对你放心了。（20）” 其次是在魏明帝打算征伐蜀国的时候，朝臣都说不行。刘晔私下对明帝说可以。但出来对朝臣又说不行。中领军杨暨，是魏明帝近臣，又很看重刘晔，自己不赞成征讨蜀汉。在听取了刘晔告之的不能征讨的理由之后，便打算去说服魏明帝放弃征讨计划，并把刘晔所列举的理由也一并告诉魏明帝。结果把魏明帝也给弄糊涂了，把刘晔召来一问，刘晔是一言不发。事后，刘晔以保守国家机密为由，分别把魏明帝和杨暨都教训了一通，还胡诌出了一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警句，弄得这君臣二人都向刘晔道歉。虽说在此事上刘晔应付自如，但这种小伎俩引起很多朝臣的不满，紧接着便发生了第三件事情。 有大臣对魏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善于揣摸皇帝的心思，提出和皇帝一样的计策。陛下可以尝试与刘晔谈话，而且都反过来问他，如果刘晔提出的意见仍然和所问的相反，那证明刘晔与皇帝的想法相同。如果每次回答相同，就证明刘晔为人的虚伪了。”魏明帝依照而行。结果果然发现大臣所言不假，从此之后疏远了刘晔。刘晔从此发狂，并因此忧郁而死。 最后的这个例子出现在《三国志·刘晔传》注引《傅子》，傅玄写完了这个故事，在后面还加上了一句话：
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言，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与世士相经纬，内不推心事上，外困于俗，卒不能自安于天下，岂不惜哉！ 傅玄认为刘晔玩弄心计，既不与士人接交，又不尽心侍奉皇帝，所以不能安身于天下。陈寿虽然没有把这个故事写进刘晔本传，但是在该传中也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在介绍刘晔的儿子刘陶的时候，特意写下了“少子（刘）陶，亦高才而薄行”的句子，这个“亦”字也含蓄地反映出作为史家对于刘晔的看法。
五
刘晔，作为后汉三国时期杰出的谋士，为曹魏帝国的发展、建立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谋略方面可说是算无遗策，基本没有出现过什么错误。那为什么无论是曹操还是后来的曹丕对他的很多良策都不予采纳呢？作为曹魏的三朝元老，刘晔却被一些大臣认为是佞臣，最后被曹魏君臣合伙算计，这又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这与刘晔的个人背景和时代的大背景有关。刘晔投靠曹操之时，曹操的地位虽然已经稳固，但是他仍然需要利用“奉天子”作为自己专权的一种政治口号，他也仍然需要大批的忠于汉室的士人辅佐，因此身为汉室皇族后裔的刘晔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最好的一面旗帜。刘晔的境遇，正是东汉末代王朝从被利用到衰落、最后到灭亡的缩影。刘晔的这个皇室后裔的招牌也就从有用逐渐演变成无用，到最后甚至成为一种累赘。刘咸炘的观点仅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东汉王朝的日益衰落，曹操不需要对忠于东汉的大臣们言听计从，刘晔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摆设，当然他的意见和建议也就不为曹操所重视了。 其二，这和曹魏集团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曹魏集团草创、发展之时，曹操尚能唯才是举，上下一心。但是到了后期，其内部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而到此时，原本跟随曹操打天下的旧臣们越发变得尴尬。荀彧、崔炎被杀，毛玠、钟繇被废；贾诩“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21）”，程昱“自表归兵，阖门不出（22）”，刘晔本人也是“略不交接时人”。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在曹魏集团的中后期，其内部政治斗争已经是异常激烈，弄得人人自危，这使得很多大臣或自愿或被迫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像刘晔就是一例。刘晔自己曾经说过“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于魏备腹心，寡偶少徒，于宜未失也”之类话，就很有代表意义。
其三，这与刘晔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刘晔为人性格圆滑，善于曲意逢迎，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择手段，虽逞强于一时，但最终不免难逃厄运。正如何焯所言“为帷幄之臣，本之以忠信，持之以慎密，则无败矣。若窥伺机诈，未有令终者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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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陈寿《三国志·刘晔传》，陈寿《三国志》，岳麓书社2005年7月版，以下未标注出处者，皆引此传
（2） 何焯《义门读书记》，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
（3） 方诗铭见《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 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见《四部丛刊》
（5） 梁章钜《三国志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6） 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2月版
（7） 见《三国志·张鲁传》注引《魏名臣奏》
（8） 见《三国志·贾诩传》注引
（9） 陈晋《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10） 余大吉《中国军事通史·三国军事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10版
（11） 见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12月版
（12） 见《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13） 同上
（14） 见《三国志·刘表传》注引《傅子》
（15） 见《晋书·郑袤传》，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2003年6月版
（16） 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17） 见《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1月版
（18） 见《三国志·杨阜传》
（19） 见《三国志·鲍勋传》
（20） 见《三国志·陈矫传》
（21） 见《三国志·贾诩传》
（22） 见《三国志·程昱传》
（23） 见何焯《义门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