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本身的地位，两汉史无前例的藩王、实际上的第一号掌权人。由建安十八年受实封（或者叫自封）魏公建国是曹操人生历程的一个转折点，这时是“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开始其破坏国家体制、实现个人野心的开端，政治上开始正式全面谋夺汉室，从此一步步走向天子之路，迈向人生的巅峰，后又“位在诸侯王上”，出去转一圈，说是打仗有功，就赏自己一些待遇和名号，其行为像个沐猴而冠的老小孩一般，甚或失去了曹操有生之年最后一个平定蜀地进而统一天下的天赐良机，这哪像一个志在统一的人？几年后实封魏王，大大高于东汉诸侯王的规格，曹操称王以后，在辖区大设特务组织，震慑民众，一点点蚕食天子礼仪制度的内容，而接近于皇帝的规格。直到加的不能再加了。到二十二年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曹操的魏王用车制度就与皇帝一样，卢弻《三国志集解》的结论说“今驾六马，则纯乎帝制矣。”——到他临死时除了皇帝的名义之外，日常礼仪已是天子之礼，已经享有皇帝制度该有的一切，史学家翦伯赞说曹操已经把皇袍当内衣穿在里面了确是卓识、用语形象，但可能还是忽略了他实际上已经享用真正的皇袍了，而且实际地位还是当时东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正如历史上诸般僭越的通常现象一样，曹操的僭越表现也是对旧制度的复制而不是新创的其它制度，更不是革掉帝制后的共和。这时候，老贼死了，那么他在礼制上会实际享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他已经那样了，死了难道会降格吗？
让人惊奇而遗憾的是，关于曹操葬礼的规格、内容史书竟然没有记录，这是耐人寻味的，史书失载的可能虽有但却不大，这应当是有意为之。但我们并非没有办法找寻真相。从史书记载当时的制度以及透露出的其它信息看，曹操生前死后都是汉制，曹丕掌权之初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图谋禅代上，制度上基本上仍然沿袭汉制，魏制的建设相对集中在黄初三年，曹丕的《终制》（应该包含整个丧葬制）和王制在该年度确认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曹操的礼制是那个级别的？最低限度是王制。秦和西汉前期帝制与王制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的或相近的，到西汉后期及新莽东汉时期，差距逐渐加大，由一个诸侯国的君主最终变成一个受国家严格控制的、名义上有着王的身份、实际上只是国家的一个高级食客。现在一个大问题是，对曹操两个有关丧葬的《令》存在多种严重误解，宣称不放金银珠宝，不管是出于善良的薄葬意愿也好，还是故布疑云也好，《遗令》所称“持大服若存时，勿遗”中的“大服”是什么意思？大服是否指金缕玉衣不能确定，但指皇帝（天子）皇后之服是没有太多疑问的，虽然曹操用了一个并不常用的术语，曹操本人都说皇帝的衣服不要忘记了。曹操直接以“寿陵”、“陪陵”称乎自己的墓葬并计划恢复几近消亡的“汉制”陪陵墓制，难道我们学者还要让普通人相信曹操仅仅是普通的王制吗？《晋书·司马孚传》曹操死，司马孚称呼曹操为“大行晏驾”，“大行”的称号是皇帝死后未得谥号前的专属称呼。《通鉴》可能是觉得有疑问，改为既可以是皇帝用也可以是王的“君王”，《三国志·贾逵传》称曹操死是“大丧”，这两个称呼是皇帝和诸王都可以用的。而曹操的棺椁则称为梓宫，曹丕《武帝哀策文》：“舒皇德而咏思”，“呜呼皇考”，而这个称呼在汉以后曹丕之前，只有宣帝入继大统后称呼他亲爹、刘秀即皇帝位后称呼他亲爹是这样的。曹丕即王位而改国家年号，其跋扈实际上已经超越他的老爹。对曹操实行的礼制，笔者的研究结论是近乎天子之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天子之制。从东汉的礼制看曹操真实的葬礼规格及其地下墓穴的规格都可推测。
我们可以从记载上相对完备的制度上探讨，从曹操生前看死后，再从地上看地下，并将其与前后有着相近或相似政治地位的人及其相关情况进行对比，可以用来参考的人物及葬礼，有霍光、司马懿三父子，这些人物的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制度的层面，探寻其脉络，追寻历史真相。为曹操、司马昭操办丧事的人实际上已经可以予取予求、随心所欲了，汉献帝也是可以用来参考的。从文献中，鼎应是必有的。我们现在没有中古帝陵的发掘报告，所以无法验证。其它等级墓葬发掘的再多也不具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