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中国亳州曹操学术研讨会在曹操故里——安徽亳州市举行。50多位中外专家学者聚首共话曹操，这次会议也是近20年来关于曹操研究的一次高层次学术会议。研讨会上，数十位“大家”作了精彩演讲，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李凭：唐朝以前曹操形象是超世之杰
在东汉至三国的历史转折时期，曹操作出了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贡献。曹操所以能够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与他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和军事上取得优势的地位和影响密切相关。造就曹操政治上主动地位的最重要原因，是曹操制定的“挟天子以令天下”的策略；奠定曹操军事上优势影响的最辉煌胜利，是著名的官渡之战。
记载曹操事迹的权威文献，是陈寿《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武帝纪》是《三国志》的开篇第一卷，在全书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也是陈寿最为用力的作品。该纪在结尾的评语中声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览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其中，“明略最优”、“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等语，表达了陈寿对曹操一生成就的高度推崇。
受陈寿的影响，对曹操的颂扬声是不断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文章当属唐太宗的《唐太宗文皇帝祭魏太祖武皇帝文》。这说明，直到唐朝之际，政坛对于曹操的为人依旧是景仰的。在唐朝的诗歌中，还出现过大量将曹魏的标志性建筑铜雀台和曹操的墓区西陵作为吟诵对象的诗句，例如刘庭琦的《铜雀台》、刘禹锡的《魏宫词二首》等。尤其在李颀的《送刘方平》诗中，有“请君骑马望西陵，为我殷勤吊魏武”之句，饱含对于曹操的敬仰感情，说明不少唐朝文人的心中在纪念着曹操这位伟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施丁：应当实事求是地评论曹操
曹操的事迹，史籍上记载较为清楚，虽然有些出入，然尚无多少颠倒黑白的现象。而1800年来，评论曹操则多有分歧，古代主要是正统论和忠义观嚣张作祟，近代则多是唯物史观的使用当否造成矛盾。
现在应当实事求是。先把基本的历史事实搞清楚，再作具体分析，不能挥舞观念的指挥棒，不能教条地对待历史问题。对曹操其人的功过是非，应当历史主义地作具体分析。
曹操是中国史上的杰出人物，有其历史的贡献，在汉末分崩离析之时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基础，为西晋的统一开辟了道路；但因其骄伐或自满，使本来可以提早统一的良机失去，而延缓了统一的进程。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作用主要的正反两面。他兴屯田，修水利，在那战争的年代里，首先是为了供给军资，但也有利于民生和农业。他擅长诗文，多才多艺，乃建安文学之祖，发展了当时的文学事业，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为政有特长，足智多谋，善于用谏，果于决断。故在当时袁绍、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等群雄纷争之际，稍胜于别人一筹，统一了北方。恰恰是在这方面，他一度也显得无谋，拒谏，因而有赤壁之惨败，失取蜀之良机，导致统一进程的延缓。
他为人有过失，疑忌，欠仁，骄满。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猜疑忌才，是不必讳言的。杀人欠仁，或因战争而不可避免，或因个人情绪而杀多杀少，还因史家立场不同而记载有异。但他不那么仁道，也是事实。骄满心志，上文已多言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神，孰能无过。
尽管如此，从曹操一生全面的主要的方面来看，还是肯定他是中国史上杰出的英雄人物。
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立柱：曹操思想性格形成有道学背景
曹操不是思想家，所以学者们评议曹操的思想性格，多从他作为政治家的层面看他的执政理念，认为他深受儒家政教观念的影响，治政王霸道杂之，儒法并用，甚或以为他是杂家。这些说法表面看没有错，但主要是基于曹操治国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言的。也就是说，主要是根据他后期治国的方术。
实际上汉代以后，治国者很少不是儒法并用，或外儒而内法的。曹操博览群书，利用儒家信条作为统治的工具，实在很平常。曹操留下很多诗文与注解兵书的文字，一生言行记载也较详细。统观之，他不仅不遵守礼教传统，不讲威仪，而且任性放达，率以节俭，与一般遵守礼教之人颇不相类。不光如此，思考问题“以道御之”，辩证对待，总能做到恰如所是，表现出极高的智慧，以致陈寿说他“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最能表现思想性格的诗文中，他之清峻通侻与简约随意，贯穿始终，晚年甚至有仙游的想法。这一切意味着认识他之思想性格需要更全面的考虑。我们翻检史料，发现曹操表现现实、直抒胸臆的文字，在其家乡宗族墓字砖上，类似者先已有之。字砖上还多有家乡人信奉道学的图像与文字。两汉数百年这里没有出现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说明儒教未必兴盛，而当地人物简约任侠，不修行检成为风气，也是礼教不严的表现。
谯县所在的涡淮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只有道家把哲学思维发展到“以道观之”的至高境界，表现为通透的智慧。说曹操言行“以道御之”是这种文化氛围熏陶出来的，显然比说为儒家教育的结果更可取。如此，则傅玄说他是汉代重视礼教转向魏晋崇尚玄学的倡导者，也好理解了。一般来说，人之思想性格的形成多在青年时期，以后虽也会有所变化，但基本趋向则大体确定。对照曹操一生思想言论，我们认为家乡道学文化的背景特别值得关注。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朱玉龙：曹操崛起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
曹操崛起对当代安徽产生三大影响。一是在两淮屯田过程中，修复和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刘馥整治七门堰、芍陂，郑浑于萧、相等县修筑陂、堨，储水以溉稻田，邓艾在淮北兴修水利工程更多，规模也更大。这些措施也惠及当代。
二是追随曹操起事的豪强地主，原本大都出身庶族，因功致位通显后，成了朝廷新贵，他们的子孙也以祖荫世为高官，遂从庶族转化为世家大族。到了东晋南北朝定族望时，相县刘氏、龙亢桓氏、庐江何氏、铚县嵇氏、符离武氏，以及谯县的丁氏、曹氏、夏侯氏都被定为本地望族。龙亢桓氏曾左右东晋朝政30余年，直到刘裕得势后，始被打压下去。符离武氏，南北朝后期有一支迁徙到山西文水，因为出了个女皇帝武则天，又离为文水武氏。武氏两望，文水虽特别显赫，但源于符离。何氏、曹氏、夏侯氏，到了唐宋以至元明，他们的后人不知已经迁徙了多少次，自报家门时，还往往称庐江或谯国。影响之深远，盖可想见。
三是留下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如亳州的运兵道、合肥新城、逍遥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