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一个骤起骤灭的政权，其盛衰兴亡耐人寻味。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世族是西晋迅速沦为乱世的罪魁祸首。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致使西晋的人才屈指可数，寥若星辰 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八、九十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全国之后，西晋呈现出一派生机，百姓安居乐业。《晋书·食货志》说：“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全国统一之后，在西晋面前，似乎曾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机遇。然而，这个机遇却是昙花一现，接踵而至的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空前浩劫。不数年间，一个建立未久的统一皇朝轰然垮台，而好端端的中原沃土甚至被搞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境地。 “创业之主”是套话，“叔世”才是实话 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其经验教训很值得总结，尤其如西晋这样骤起骤灭的政权。西晋看似一个新政权，其实已是一部千疮百孔的老机器。当时的一位官吏刘颂已敏锐觉察到西晋歌舞升平之下的汹涌暗流。他称西晋社会处于“叔世”。“叔世”者，末世也。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刘颂一针见血地说：“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业之主，然所遇之时，实为叔世。”“创业之主”是套话，“叔世”才是真话。为什么说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晋政权已到了末世呢？他进一步解释说：“陛下泰始初年（265年）才登大位，但是朝中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过，纨绔子弟本性难移，所以当今虽是新朝，遭逢的却是‘叔世’”。这就是说，西晋的“叔世”现象最主要表现是统治集团都是前代功臣的纨绔子弟，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制度，核心就是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公元220年曹丕执政时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规定，郡设中正，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兼任，负责评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的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评定结果汇总到大司徒，大司徒审核后转交给吏部作为官吏选拔和黜陟的依据。由此，中正对士人及现职官吏进行考核，选官及官吏升降的大权也就掌握在中正手中。士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仕，都必须经过中正的评定，以获取一定的品第，舍此则无资格入仕。曹魏立中正，史称“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品第标准，本为德、才。而自司马懿执政后，为笼络门阀世族以篡位，“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所谓“资”，即门资、世资所构成的“门第”。所以西晋推行的九品官人法，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级官吏的职位完全被门阀世族垄断的局面，一如刘颂所说，当朝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因此，西晋门阀世族就是魏晋以来实行九品官人法中蝉联高位的家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即便才智过人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分明。九品官人法就这样既是门阀世族形成的条件，又成为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 西晋门阀政治是罪魁祸首 一个国家的兴盛，一个社会的发达，离开人才寸步难行。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要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而九品官人法最大的弊端，是排斥人才、压抑人才，甚至扼杀人才。司马懿党同伐异，排除异己，不仅消灭政敌曹爽等，还株连大批正始名士。于是嵇康打铁以远祸，阮籍酗酒以自污，邓艾沉冤不得申雪。怪不得阮籍在观楚汉战场时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名士，心中该有多少痛楚。与人才济济的三国时代相比，西晋的人才屈指可数，寥若晨星，这就是西晋九品官人法推行的恶果。晋武帝无“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其群下凭门第居职，尽是庸才。三公素餐尸位，郡守辈多不亲庶事，不以政务为意。大臣如王沈、荀勖、贾充，位尊爵重，而无功劳可录，无政绩可记。有一次，侍中王济、孔恂、王恂、杨济同列，晋武帝称他们是一时秀彦，对公卿们说：“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这不过是一个昏君的自我陶醉而已。以定策伐吴、治军有方而闻名的羊祜、杜预并不得志，羊寄情山水，杜耽思经籍，还时常惧为朝中权贵所暗算。杜预在都督荆州任上，多次给朝中权贵送礼。有人问起来，杜预说：“我但求他们不要暗中馋害而已。”门阀世族中的代表人物琅邪王氏如王戎、王衍，都虚有其名。王戎、王衍都长得俊美，如玉树临风。王衍尤以清谈名世，其实他在玄学上毫无建树。
中国自古以来家族制度发达，家族是以同一男性祖先组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族长在家族中具有一定权威，领导家族活动与管理族中公共事务。在相当程度上，家族构成甚至取代中央集权国家的乡里的职能，而专制国家也乐见其成。所以，家族与国家关系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是，强大的家族——门阀世族——过度膨胀，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军政要职的家族，则破坏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造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及政治危机。汉代以后，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参政而使其家族向世家大族转变。而促成这种转变发生质的变化的，是魏晋实行的九品官人法。西晋计资定品之“资”，是包括父祖的功劳和资历，故一祖之孙、曾孙、玄孙，都受其祖的荫庇，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家族都是在其祖先的荫庇下获得高品，得以充任中央或地方的高官，其家族也就成为门阀世族。西晋时，司马氏是门阀世族中的第一家族，当然，这个家族已成皇权的代表。其他累世公卿、世代仕宦的门阀世族有东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清河傅氏等，这些家族的子孙族人出任刺史、太守及公卿以下高官者难以数计。而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门阀世族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局的新时代。 任何一个社会、民族、国家，奢靡之风都是致命的腐蚀剂。西晋的奢靡之风乃史所罕见。晋武帝是西晋奢靡之风的倡导者。灭吴之后，他暴露出其骄奢淫逸的真面目，下令从孙吴宫女中选5000人进宫，使西晋后宫达万人。于是日日宴乐，夜夜风流，怠于朝政。每天晚上，他都不知该上何处，便乘坐轻便的鹿车，随鹿所之，鹿车停在哪儿，他就在哪儿宴寝。他不仅荒淫，而且贪婪。奢靡之风像流行病一样在权贵中传染蔓延。太尉何曾性奢豪，帷帐车服，厨膳滋味，务求奢华。一日食用花万钱，还说无下筷子的地方。而其子何劭，更是日费二万钱。外戚、中护军羊琇花钱如流水，经常不分昼夜地大宴宾客。于是，洛下豪富之家竞相仿效。后将军王恺和散骑常侍石崇夸奢斗富，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此处不赘。这些纨绔子弟，因为有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富贵来的容易，官职如探囊取物，全无进取之心，以尚空谈、讲享受、比奢侈为荣。这样的社会能有什么前途，这样的国家能有什么发展！ 历代以史为鉴 上述概括可能并不全面，但无疑是西晋门阀制度危害之大者。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为《晋书·武帝纪》写史论，他说：“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覩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唐太宗以史为镜，总结西晋治乱兴衰历史经验，他指出统治者应当处广思狭、居安思危，这在今日仍然很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