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忙中偷闲，翻看新旧《唐书》太宗本纪，注意到一个事情：唐太宗李世民，特别推崇的前朝皇帝，既不是夏商周尧舜禹成汤盘庚文王武王等著名圣君，也不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和以雄才大略彪炳史册的汉武帝刘彻，而是汉文帝刘恒。 贞观二年（628）八月，秋天雨季来临，唐太宗居住的西宫地势较低，非常潮湿。有大臣上书，请求下令营造一座阁楼，以供患有风湿的唐太宗居住。结果，被唐太宗断然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靡费良多”（花钱太多）。他说：“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据《旧唐书》）贞观十一年（637）正月，房玄龄等人进献自己所撰写的《五礼》，李世民下令有关机构予以颁行。可能是为了配合《五礼》的颁行，二月一日，巡幸洛阳宫时，他便下令举办祭祀汉文帝的活动。唐太宗驾崩后，继位者李治（高宗）和有关大臣，大概是出于对他生前想法的尊重，给他上的谥号是“文”，称其为“文皇帝”，跟汉文帝刘恒一样。 汉文帝刘恒，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名声不错的皇帝。班固在《汉书·文帝纪》的赞语中，对他的节俭、仁爱赞不绝口，列举了不少事迹：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想造个露台，找工匠计算后，得知需要一百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立即取消了造露台的计划；自己平时身穿黑色粗布衣服，所宠爱的慎夫人，裙裾不像那个时代一般贵族妇女那样拖到地上，帐子帷幕都是不绣花的；遗诏要求给他修造陵墓时，全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装饰，依山凿洞，不专门掘地堆土起坟包；南越尉佗自立为帝，他封尉佗兄弟为高官，“以德怀之”，终于使其向汉朝称臣；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遇到匈奴人违背盟约入境抢掠时，只下令边关做好防备，并不发兵深入敌国，他担心烦扰百姓；有个叫张武的大臣贪污受贿，他知道后，不但不加责罚，反而赏赐给他许多金钱，使他内心倍感羞愧，从此改邪归正；如此之类，事例很多。一般而言，论功绩，论才能，汉文帝均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中等偏上的皇帝。说句玩笑话，倘若“贞观之治”跟“文景之治”是旗鼓相当的，那么，李世民是以一当二，一个人就顶了刘恒、刘启（汉景帝）两个人。 但是，无论是对后世历史的影响，还是在民众中的知名度，汉文帝显然都比唐太宗逊色一些。正如当代伟人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所列举的，唐太宗是跟秦始皇、汉武帝、宋太祖、成吉思汗等人并列的一流帝王。唐太宗如此推崇汉文帝，在后人、今人看来，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不过，仔细想想，唐太宗推崇汉文帝，也是事出有因的。比如说，唐太宗也立志做一个仁爱的皇帝，他也想在当时朝野树立节俭之风，他还是一个比较谦虚、务实的人——不拿远古那些充满传奇色彩、半神半人的帝王做榜样。此外，他推崇汉朝的第三四个皇帝（不算吕后是第三个，算吕后是第四个），这种低调策略，可能是为了淡化他的开国之功，给世人一个不跟父亲（李渊）争功劳的道德楷模的形象。不得已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对他的名声是相当不利的，他需要作一些挽回和弥补。 或许，冥冥之中，唐太宗跟汉文帝有着某种关联，某种缘分。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位，在位的时间一样长：都是二十三年。汉文帝刘恒用了两个年号，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64年），后元七年（公元前163年至公元前157年）；唐太宗李世民，只用了一个年号，就是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27年至649年）。如此巧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