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吕布，论武艺相貌都是公认的魁首，但超群的武艺，再加上“器宇轩昂”的外貌，并没有为他赢得美誉。“勇而无谋”、“见利忘义”、“义薄之人”、“轻于去就，无义小人”、“三姓家奴”是《三国演义》中对吕布的定论。“有奶便是娘的小人”是今人对他的看法。
吕布在《三国演义》中刚出道时便叛杀丁原，确实算得上是“见利忘义”的“无义小人”，但吕布助王允杀了董卓之后，因王允对卓之余党操之过急，引来了祸乱。李、郭等人引兵攻破长安，吕布拦挡不住，只得撤离长安。以“别图良策”。危乱中，吕布先去救护王允，只是王允不肯离开长安，“再三相劝”无效。这时吕布再要去救护自己的家小已来不及了，最后只得弃却家小，飞奔出关。而谁都知道吕布是很爱自己的妻妾的，在吕布的天平上，丢却妻小，可决不仅仅是丢了一件“衣服”的份量。另外，吕布在和刘备争徐州时，有两次刘备的家小落到了吕布手中。第一次是“乘夜袭徐郡”，吕布得手后，“令军士一百人守把玄德宅门，诸人不许擅入”，“又常使侍妾送物，未尝有缺”。后将刘备家小主动送还刘备。如果说，这一次吕布主动送还刘备家小，是因为这时两家表面上还算是盟军。双方矛盾不是十分尖锐之故，那么第二次情形就大不同了。第二次是吕布得知曹操和刘备结盟，要来攻打自己，大怒，于是起兵攻打刘备，志在必得。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吕布打破刘备唯一的守城--沛城后，听了糜竺希望不要加害刘备家小的请地他说：“吾与玄德旧交，岂忍加害他妻子。”随即把刘备妻小安置在徐州。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作者对吕布此举的评记：“此是吕布兄弟之情也。……此是吕布好处。”吕布在危乱中不忘先去救护王允，以及两度不废刘备妻小，无论如何，应该称得上是有仁有义的。吕布的这些行行为，即使让最看不起吕布的人来评说，也不好名之以“无义”、“义薄”之类的恶誉。
吕布不仅有仁义之举，而且并不是“勇而无谋”他也表现过一定的明智和略谋。一次，吕布为了交好刘备，令妻女出拜刘备。这本是为了表达对刘备的敬意，刘备自然要谦让。吕布说：“贤弟不必推让。”张飞听了竟然对吕布拼三百回合。显然两人私怨最深。但后来吕布乘夜夺取徐州后，并没有乘机去追杀张飞。所谓吕布“素知飞勇，亦不敢相逼”之说，是没有道理的。当年虎牢关前吕布一人独战刘，关，张也美分出胜败。倘若此时吕布以他的武艺加得胜之后，要杀仅有“十八骑燕将”保护的醉酒张飞，应该是不难办到的，吕布没有那样去干。这至少应该说，吕布是识大体的，甚至不乏几分仁厚之心。不然，吕布此次把张飞杀了，那势必激化了和刘备集团的矛盾，对自己不利。联系后来的辕门射戟之事，可以说吕布不仅有勇，也有一点谋略眼光。至少在袁术要攻击刘备时，能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而救护刘备，显得他比谋士陈宫等人反而有谋。
通上所述，可以说吕布并不是一个十足的恶徒，什么“无义小人”、“勇而无谋”的话，实有偏激之词。然而吕布实实在在是《三国》中最被人看不起，挨骂最厉害的一个。上文提到的，吕布令妻女出拜刘备，这本是对刘备的敬意，是一张“热脸”。张飞竟然十分生气，说“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张飞这话似乎十分无理，刘备是“金枝玉叶”，张飞你可是出身“卖酒屠猪”的“有田庄”的平民，你尚且能和刘备称兄道弟，而吕布此时身为一路诸候，武艺超众，为何就不能与刘备称兄道弟？——刘备后来是承认这个“兄弟”关系的。看来，张飞说的“何等人”不是指吕布与“金枝玉叶”配不上的出身，而是指吕布的德行不配。张飞还几次面对面地骂吕布是“三姓家奴”，这显然是指吕布先拜丁原为义父，再拜董卓为义父。但拜人为义父不见得就该称为“家奴”，刘封拜刘备为义父，关平拜关羽为义父，从未有人叫他们“家奴”什么的。张飞为此而骂吕布是“家奴”，实际还是因为看不上吕布的德行。
那么对吕布的德行究竟该如何评说？上边我们说的吕布的一些事，说明吕布也有仁有义，但还不足以说明吕布的大节。大节是“轻于去就”，先叛丁原，再叛董卓。可是按情理说，吕布叛杀了仗义执言的丁原，确是有罪于天下；但后助王允谋杀了董卓，应该是有助于天下。曹操后来围吕布于下邳时，曾对吕布说：“夫术有以逆大罪，而公有讨卓之功。”可见人们对吕布的讨卓之功是心中有数的。诛董卓是大快人心的事，无论吕布的主观动因是什么，客观上总是干了一件有利于社稷苍生的事。让人费解的是，对有讨卓之功的吕布，当时“诸候多不能相容。”在诸候们看来，吕布两次背主，是“轻于去就”的小人，十足的不忠不义。问题是，在《三国演义》中，有叛降行为的人，远不止是吕布一人。许攸、张颌、高览背叛了袁绍；孟达背叛了刘璋；姜维背叛了曹魏；张辽、徐晃投降了曹操，甚至刘备也算做过曹操的部将，终而叛之。略举一二，可见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都有过叛降行为。对《三国演义》中那许多人的叛降行为都不予追究，为什么偏偏对吕布的背主行为揪住不放呢？甚至连对他的背叛丁原和背叛董卓都不能“区别对待”呢？这就值得探讨了。
在中国封建时代，忠义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道德信条，是“天理”，《三国》中的不少人物更是在这方面做得够“榜样”，甚至在双方激烈的交战中，也不忘处处以忠义为尺度评价人事。魏延杀韩玄、献长沙，有功于刘备，诸葛亮却要杀魏延，说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五十七回，黄奎和马腾密谋反操。黄奎的妻弟苗泽为能得到黄奎的侍妾李春香，竟向曹操告密，使曹操得以谈笑间就扑灭了这次叛乱。事后，曹操却不仅没有奖赏苗泽，反而说苗泽为了一妇人，害了自己姐夫一家，是“不义之人”，竟把苗泽杀了。如此看来，在《三国》的世界里，叛降并非不可，但须“有道”。如主人大恶大暴，昏暗无能，则可叛之；如旧主人已死或与旧主人恩断义绝，则可降新主，而且只能叛降一次，虽然有“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说，但《三国》中的多数人物遇到此类“道德选择”的问题时，彷徨、犹豫、抉择得非常艰难，如黄忠，韩玄曾要杀他，在“恰欲举刀”的最后一刻，被魏延所救，可他还要挡魏延。城破，关羽请他相见，他托病不出。后刘备亲自前往家中相请方才出降。关羽在“土山”被围，山穷水尽了，仍然是“约三章”后才“降汉不降曹”。
《三国》中的诸候们之所以多不容吕布，就是因为吕布与一般的叛降者不同，天理一般的忠义观念对吕布形不成束缚，他在“道德选择”面前，毫不犯难，轻松自如、天马行空一般。杀丁原、诛董卓是何等地决绝！下邳城破被俘，以降将身份意欲和曹操横扫天下，毫不难为情。忠义对他尚形不成约束，还能有什么东西对他是不可逾越的道德“他律”呢？吕布的最高人生信条是：“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因此在-生活中，必然是“事丁原而杀丁原，事董卓而杀董卓”。吕布的这种一叛再叛的行为，是《三国》全书极力否定的，是和封建时代的提倡的天理格格不入的。他自然也就难容于诸候了。
吕布的不忠不义的叛降行为，被人们义愤填膺地骂了几百年，以致于对他的“好处”都视而不见了。但骂吕布的人们似乎没想过，假如吕布不是反覆无常，而始终对董卓忠心不二，董卓怎么败亡？如何解民倒悬呢？吕布的反覆无常客观上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其实，对《三国》中的叛降行为，总体上不仅不应看作是十恶不赦的，反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其道理用不着寻经据曲地找理论根据，小说本身表现得很明白：
没有许攸、张颌、高览等人的叛袁降操，曹操就很难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没有张松、法正、严颜等人的背叛刘璋，刘备将不知如何取得西川。没有徐晃背叛杨奉，曹操的“救驾”之功了将大费周折。孙策若不背叛袁术，如何创建他的东吴？
这些所谓叛降行为无疑是应该肯定的。总的说，《三国》中的叛降行为，在-军事斗争中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往往会造成或大或小的混乱，但混乱之后会产生新的更强大的稳定秩序，真正造成负面影响的叛降很少，绝大多数叛降力量的走向，是从原来或腐朽、或将败亡、或弱小的集团，投入到新兴、强大、胜利在望的集团。叛降行为是衰败的旧世界旧秩序灭亡的摧化剂，是建立新秩序的助动力。如果承认进步、光明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力量，是一定会战胜暗、落后的力量，这是“不可逃”的“天数”，就应该承认包括吕布在内的大多数的叛降行为是合理的。这其中虽然免不了有像丁原那样的仗义之人的牺牲，但“得失之间”是不难评价的。
这里需要说的是，《三国》中，众多的叛降者和吕布有大不同。他们除了前边提到的，在决定叛降与否时免不了一番痛苦外，特别是投降之后，往往对新主人表现出超常的忠义，大约是为了弥补其内心在道德上的亏损感。如庞德对曹操的忠，姜维对蜀汉的忠，真是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如果要他再选择一次，即再叛降一次，是不可能的事了。赤兔马的命运充分地表达了作者这种道德观。赤兔马的第一个正式主人是吕布，吕布死后关羽得之。它使两位主人在战场上出尽了风头。但关羽死后它却再也不肯为第三个人（马忠）服务了，“数日不食草料而死。”书中为了强化有神格的关羽形象，可以让一匹马的寿命延长十数载，而且强行扭曲本质。然而赤兔马到底属于谁，一生效忠谁，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演义讲究的是忠义，而赤兔马在演义中，却成为了演义的牺牲品。众多的叛降者，即使感到新主人并不怎么贤明，也只有追随到底了。如陈宫先曾“弃”操而去，投在吕布麾下，吕布每每不听他的忠言，“意欲弃布他往，却又不忍、又恐被人耻笑”，此不忍可以说联系到了最后白门楼的话，“布虽无谋，不似你谄诈奸雄也”，也就是吕布那一点真挚，让陈宫不忍弃。吕布兵败被俘，曹操再三劝降、陈宫竟宁死不降。陈宫并不认为吕布是贤明之主，但囿于忠义观念，甘愿去死。话说到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为什么宁可“一言不发”也不设法逃离曹营，再去投刘备。
《三国》虽然写了不少叛降者，甚至人予有限度的赞许，但更多的是写象张飞、关羽、伍孚、黄权、王累、沮授等辈的忠义之士。他们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给人超常的崇高感。《三国》的“主旋律”，是彰扬忠义之士，是为了树立忠义的典型。但中国封建时代所高悬的忠义样范，事实上标准太高，远远超过了一个个体生命所应承担的负荷，它动辄以生命为代价，不符合人性，因此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做不到。 《三国》无意中也透露了这一点。“官渡之战”胜负未见分晓时，曹操方面的不少人与袁绍暗通，准备曹操一失败的后路。这曲折地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不愿做忠臣义士的人大有人在。由此推论，象吕布那样一叛再叛的不忠不义的人，在小说中很少，但在生活中很多。可以说这个形象是很真实的。有特殊的典型意义。
吕布是《三国演义》里众多叛降者中最有个性的一个。他同别的叛降者一样，自然不会有超越历史的眼光，在他恐怕连“择木”、“择主”的思想水平都没有。他的不忠不义、一叛再叛是纯粹出于性格，他不愿久居人下，一切以“个人幸福”为归旨，一切从个人的欲望和爱好出发。什么忠义、“父子之情”都不能把他束缚，他达到了实践理性的“自由”和“自律”。说反丁原就反丁原，说杀董卓就杀董卓，何等的决绝！当然吕布也不是反一切伦理道德的恶棍，他既能优待尊重敌手的妻小，更深爱自己的妻妾。当下邳被围时，陈宫向吕布献策，由吕布带领一部分兵将出屯城外、陈宫守下邳，成犄角之势，可破曹军，吕布认为“极是”。可临要出发这际因舍不得发妾之爱，放弃了这个计策，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这固然说明吕布“无谋”，目光短浅，但较刘备把妻子看作衣服，还是更具几分人性的。吕布为了得妻貂蝉的爱，敢于和当时权倾天下、且有父子名分的“老贼”决裂。当时吕布面前的路实际有两条：一条是舍弃对貂蝉的爱，继续做董卓的义子，这样至少不失中郎将、都亭候之位；董卓若称帝，吕布也许还会“总督天下兵马”。显然这是一条稳当的取富贵的路。另一条路是杀掉董卓而得到貂蝉的爱。要杀董卓，谈何容易，前车有鉴，稍有疏漏就会有生命之虞（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使当时成功地杀了董卓，还是召来了祸乱，使得吕布不能在安存身）。这是一条布满荆棘，处处是陷阱的路，而吕布勇敢地选择了这条路。这就是吕布：因贪恋妻妾的爱，把战争的胜负置之一边；为了得到一个心爱的女人，放着稳稳当当的富贵路不走，甘愿冒险，置地位权力于不顾。这样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在《三国》中，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是罕见的。他颇有几分象莎士比亚笔下的安东尼，安东尼是为了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的爱，可以把他的事业、权势、雄心壮志、***荣誉统统牺牲掉。当然在别的大英雄们看来，象吕布如此的“贪色”实在可鄙，不屑一顾。这恰如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剧中写到的：“天神给我们缺点，使我们成为人。”吕布是有“缺点”的，唯其如此他才是可信可感的人。他的缺点之一是纵表，但纵情胜无情，他比之那些把妻子看作衣服，或以妻女为代价向上爬，甚至杀妻以获取富贵的英雄们，高出一筹。怪不得《水浒》梁山好汉中有人“平昔爱学吕布为人”。说到底，吕布这种个性自由的、我行我素的、为满足个人欲望连忠义这样的道德信条都敢不顾的性格，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的。他自然会被社会看作是危险的人，“仁慈”如刘备者，不顾他曾“辕门射戟”，两度不废家小的“好处”，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虽然奸诈，但爱将如命的曹操，终于也容不下吕布。他的结局只能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