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孔明与历史的孔明
年前，笔者曾在杂志上看到有人以“孔明心态”这样的一个模拟来臧否政治人物。这个模拟显然是来自《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孔明“草堂春睡”，要等刘备“三顾茅庐”后，他才道出“天下三分策”，出山驱驰。所谓“孔明心态”，指的大概是一个人“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
除了“孔明心态”外，还有很多模拟和谚语也都与孔明有关，譬如“赛诸葛”“小诸葛”“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等；甚至连“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种政治见解，也是来自孔明。这些模拟与见解的被广泛使用，都说明了孔明不仅是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超越历史的象征人物。“孔明心态”里的“孔明”、“赛诸葛”里的“诸葛”，前后《出师表》里的“臣亮言”，代表的其实是汉族文化里的一个人物“原型”（archetype），是此一文化圈内某些共通意向或理念的表征。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人世的舞台和时间的洪流里，不知浮沉过多少英雄人物，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这些英雄人物和他们的是非成败却积累而成历史。在“几度夕阳红”之后，后世的人只能透过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重新认识这些英雄人物。
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中，对历史与人物似乎有一些“共同的主观意念”、某些个既定的结构。它们像“文化的筛孔”，特别易于过滤、涵摄符合此一心灵模式的历史枝节和人物特征，然后以想像力填补其不足，“再造”历史与人物。这种“再造”往往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来自亘古的“召唤”，唯有透过此一“再造”，一个民族集体潜意识中的“原型”才有显影的机会。
一个“原型性人物”假借自历史，但必然也会脱离历史。当我们想根据历史记载和小说戏曲去辨认孔明的形貌、思想、人格乃至心态时，就会发现事实上有“两个孔明”存在着：一是陈寿《三国志》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塑造历史的孔明”；一是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笔者称之为“文化塑造的孔明”。
时至今日，“塑造历史的孔明”已日渐模糊，但“文化塑造的孔明”却仍然鲜活地活在广大汉民族的心目中。这不只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通量大于《三国志》，更是因为《三国演义》里的孔明，较契合汉民族的心灵。
《三国演义》是《三国志》的“再造”，它笔下的孔明，真实性只有三分，虚构性反倒占了七分。历来有不少人比较《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爬梳出其中两个孔明的异同，但却少有人指出这种异同代表什么意义。本文不想重蹈前人旧辙，而拟兵分二路：一路从《三国演义》来探讨“文化的孔明”，及其所代表之“原型”的象征意义，这主要是想呈现文化与历史的纠葛，汉族心灵的曲折及特色。另一路则从《三国志》等史实来剖析“历史的孔明”，特别是他的人格形态与政治理念，以今论古，看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主公”与“军师”的文化型构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主要代表了汉族文化里的两种人物原型：一是“军师”，一是“高人”。“赛诸葛”是足智多谋的“军师”象征，而“孔明心态”其实也就是一种“高人心态”。在历史上，“军师”与“高人”常是二合为一的，虽然“高人”不一定是“军师”，但“军师”一定是“高人”。
在中国历代的开国演义小说里，都有“军师”此一原型性人物，兴周的姜子牙、创汉的张良、开唐的徐茂公、佐明的刘伯温等，可以说都是这种原型人物的周期性再现。徐庶向刘备推荐孔明时说：“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孔明正是这样的一个“军师”。在演义小说里，当天下大乱时，一定会有“主公”与“军师”的“最佳拍档”出现，而这个“最佳拍档”通常有着如下的结构：
“主公”是行王道的，他正心诚意、吊民伐罪，有着儒家的色彩；而“军师”是行天道的，他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有着道家的色彩。我们可以利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由具体而抽象，列出如下的二元对比：
刘备∶孔明
主公∶军师
儒家∶道家
王道∶天道
常∶变
阳∶阴
在汉族的文化理念里，儒家是“阳”、是“正”（正位）、是“常”（常规的能力），而道家则是“阴”、是“副”（副位）、是“变”（变化、超常的能力）。虽然这是一种“二元思想”，但“阳”与“阴”却不是对立，反而是互补的。在抽象的层面上，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的“补偿”；而在实质的层面上，“军师”则是“主公”的“辅佐”，刘备和孔明的关系是“如鱼得水”。这种形式的结合反映了汉族文化里的一个核心观念，“阴阳相济”，深入人心的“阴阳相济”观，亦重现在“王天下”此一历史伟业中。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正符合这种文化架构里的“军师”原型，我们甚至可以说，罗贯中是听从汉民族集体潜意识心灵的召唤，根据既有的文化理念去“塑造”孔明的。而历来众演义小说的作者诸君，也都无视于历史事实，硬把姜尚、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编派成“同路人”。
本质先于存在的军师形貌
罗贯中有意把孔明描绘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和言行举止的“军师”：
在第三十七回，刘备和关羽、张飞访孔明不遇，但见草堂中门上书一联云：“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第三次往访，“草堂春睡足”的孔明总算出来相见，“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第三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的“借东风”故事里，孔明向周瑜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于是周瑜派人在南屏山建一七星坛，孔明于“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焚书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
在第九十五回的“空城计”里，司马懿兵临西城，孔明大开城门，由军士扮做百姓洒扫街道，他自己则“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左童手捧宝剑，右童手执尘尾”，计退司马懿的十五万大军。
在平剧及其他地方戏里，孔明都是穿八卦道袍的，更是十足的“道家仙长”扮相。儒家是“常”，道家是“变”，作为“主公”的刘备只有常规的能力，而身为“军师”的孔明则必须有超常规的能力，除了足智多谋外，还要有神机妙算。在《三国演义》里，孔明的神机妙算多得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功业”主要是来自这种神机妙算。第四十六回的“借箭”、四十九回的“借东风”、五十五回的“锦囊妙计”、八十四回的“八阵图”等均属之。
在“借箭”故事里，孔明向鲁肃透露：“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这意思似乎在说，孔明的神机妙算有一部分是来自他渊博的知识。但当刘备赴东吴成亲时，孔明给随行的赵云三个锦囊，要他在三个特定时刻拆开来看，“内有神出鬼没之计”，自能逢凶化吉；以及在入川时，孔明事先在鱼腹浦以石块布下“八阵图”，后来刘备伐吴兵败，吴将陆逊乘胜追击，大军竟受阻于此一八阵图，而化解了蜀汉的危机：这些神机妙算却都是“超乎知识”的，他这种能力让刘备赞赏“先生神算，世所罕及”，也让周瑜、司马懿叹息：“吾不如孔明。”
孔明最惊人的神机妙算是在刘备三顾茅庐时，他所定下的“天下三分策”，以后历史的发展几乎完全照他的分析进行，丝毫不爽。这种功力绝非时下的“趋势报告”所可比拟，它们代表的是一个层次完全不同的“天机参透”。
《三国演义》里的这些精彩描述，当然都是正史里所没有的。在正史里，刘备虽三顾茅庐，对孔明甚为礼遇，但初始并未重用，在赤壁战后，才“以亮为军师中郎将”，而所谓“军师中郎将”并不等于“军师”，它的职责是“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要等到刘备平定益州后，才以孔明为“军师将军”，这时距离“三顾茅庐”已经七年。但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却在初识孔明后没几个月，就将大军交给他指挥，而有《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等情节。
这固然是在“神化”孔明，但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中“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倾向。孔明的足智多谋与神机妙算是他的一种“本质”（军师的本质），是不必经由磨炼与考验就具备的，任何外在的考验都只是在彰显他这种本质的存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二十七岁时的孔明固然已与五十四岁时的孔明一样高明与睿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也表示在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间，孔明并未有他个人的“成长”。
这种思维倾向很容易造成一个文化的停滞与闭塞。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高人心态”
当孔明被塑造成一个具有道家思想而又能参透天机的人物时，自然就给人仙风道骨、看破红尘、潇洒自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观感。这样的一个人物，在成为“军师”之前，必然已是个“高人”，孔明的“草堂春睡”与姜太公的“渭水垂钓”异曲同工，都是在凸显“高人”淡泊而又潇洒的人格面。我们看《封神榜》里“文王渭水访贤臣”一节，发现它与《三国演义》里的“刘备三顾茅庐”，在结构上有很多类似之处。当然，这可能是来自作者间的“互相抄袭”，但也可能是出于一种古老仪式的回响。“主公”屈尊降贵去求访要辅佐他的“军师”，而且受到一些刁难，事实上就跟另一件“阴阳相济”的大事——结婚一样，在传统的结婚礼俗里，新郎是“阳”、是“正”，新娘是“阴”、是“副”，“一家之长”要得到他的“贤内助”，也是要“屈尊降贵”地登门迎娶，并在过程中受到一些小小的刁难。这种模式似乎是来自一种幽微的心理需求。
刘备确实曾对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在《出师表》里自承：“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但“三顾”似乎是次数多了一点，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二访孔明未遇，第三次前往时，“斋戒三日，熏沐更衣”，到了庄门内，孔明“昼寝未醒”，刘备拱立阶下一两个时辰，孔明方醒，始整衣冠出迎。这种文学描述固然是在夸大刘备的“诚”与孔明的“高”，但也产生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孔明心态”的问题。
本节先分析“文化孔明的心态”。我们说“孔明心态”是指“摆出看破红尘的清高姿态，需要对方执礼甚恭，三敦四请，他才勉为其难地出山，以济困解厄”的一种心态，这是文化上的定义，这种心态其实是国人非常熟悉的，还有一种与此类似的，我们可称之为“终南山心态”，那是指唐朝名士喜欢隐居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又不时放出风声，以方便“求才若渴”的有司登门拜访，然后“恭敬不如从命”地入朝为官的一种作风。此一“以退为进，忸怩作态”的行为模式，是汉族文化的独特产物，“孔明心态”难免也有这种文化成分，但它却比“终南山心态”要来得复杂而高明，“终南山心态”是“假高人心态”，而“孔明心态”则是“真高人心态”。
《三国演义》里的孔明，既是一个足智多谋、能洞悉过去未来的一位“高人”，那么他必然也“知道”辅佐刘备创建蜀汉乃是“应天承命”，是他“宿命中的事业”，因为一切的一切，都已在他的神机妙算中；而他的“草堂春睡”，其实只是不欲“泄露天机”的表面文章。罗贯中虽没有这样描述，但却容易让人产生这种联想。一个能事先就提供“锦囊妙计”、摆好“八阵图”的“高人”，怎么会“不知道”刘备会对他“三顾茅庐”呢？
这种联想让人觉得孔明的“隆中高卧”，乃是一种“装”出来的姿态，虽非“忸怩作态”，但却是一种“掩饰”。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的孔明”有的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
“法”与“法统”的迷恋者
“历史的孔明”与“文化的孔明”不只判然有别，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正史里，刘备既缺乏儒家色彩，孔明也少有道家思想，“历史的孔明”是一个赏罚严正、循名责实的法家之徒。他曾将自己手抄的《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四书送给皇子刘禅，其中除《六韬》是兵书外，其余都是法家的经典之作。
《三国志·蜀志》里说，孔明初治蜀时，“益州承刘璋暗弱之后，士大夫多挟其财势，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法正以“用法太严”相谏，孔明说：“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法，为政之要，于斯着矣。”
在第一次北伐时，马谡违背调度，致有街亭之失，孔明挥泪斩了视如己子的马谡，大家以为可惜，孔明流涕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
由这两则记载，我们多少可以知道，“历史的孔明”基本上是一个“法家”的信仰者与实践者，而他的这种信仰与实践多少又给人一种缺乏弹性的感觉，特别是在蜀中已严重缺少将才，他却挥泪斩了马谡这件事上。孔明似乎是个“法”的迷恋者。
“若复废法，何用讨贼耶！”这句话里的“法”，还有“法统”的意思。在《出师表》里，他对刘禅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他欲讨伐的是取东汉而代之的“魏”，欲兴复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汉”。孔明和姜子牙、张良、刘伯温等“军师”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是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政权，而孔明却是想维系一个已经名存实亡的“法统”。
在政权交替时，总是会有“法统”的问题出现。蜀汉在三国中国势最弱，而刘备刚好是汉王的后裔，蜀汉坚持“正统”的名分当然有其苦衷，但“天下岂永远是姓刘的”？这种坚持实亦含有“迷恋”的成分。在《后出师表》里，有“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样的句子，它虽然可能是伪作，但却相当传神地表达了孔明基本的政治立场。
刘备临死之时，托孤于孔明，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禅事实上是个昏君，而孔明一直对他忠心不贰，《出师表》里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劳，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忠义之情，跃然纸上，读来确实令人落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曹丕再有才德，仍是他欲讨伐的“贼寇”，即使刘禅再昏庸，仍是他欲事奉的“明主”，这多少也是对“法统”的一种迷恋吧？
我们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当初“三顾茅庐”的不是刘备，而是曹操，孔明会不会“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它不符合孔明的政治立场。
一个迷恋“法”的人，并不见得会迷恋“法统”，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孔明的“人格形态”。
作为历史真实人物的孔明，与作为文化原型人物的孔明，在性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三国演义》里的孔明，“羽扇纶巾”，有着从容、潇洒的人格形态；但《三国志》里的孔明，却“夙夜忧劳”，有着谨慎甚至拘谨的基本特质。他在《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固然是在反映刘备的知人之明，但也可以说是孔明的自我表白。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孔明的评语是：“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成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说法跟《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的孔明，简直是南辕北辙，历来也有不少人说陈寿是“以成败论英雄”，但笔者认为陈寿的话应是可信的，因为拙于“奇谋”与“应变力”正是一个“谨慎”人格者应有的行为反应模式。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谨慎的人会屡出“奇兵”与“险计”的。
在第一次北伐时，魏延建议率精兵五千出子午谷，奇袭长安，“则咸阳以西，一举可定也”，孔明却认为此非“万全之计”，太过“冒险”，而未予采纳，这正是他应有的作风。至于挥泪斩马谡所表现出来的“拘泥于法”，也有几分是他的拘谨性格所使然。
孔明身为丞相，却事必躬亲，连会计账册都自己查核（躬校簿书），当时杨就曾进谏：“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劳其体力，为此碎务，形瘦神困，终无一成。……今明公为治，乃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孔明虽感谢他的忠言规劝，但还是无法完全改变他这种习性。笔者认为，孔明之所以要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非想“大权独揽”，而是同样出于“谨慎”这个根深蒂固的性格问题。
如果我们能承认，“谨慎”乃至“拘谨”，是孔明人格的核心样貌，那么就较能理解他的政治立场，“迷恋法统”可以说是此一拘谨的投射。
他的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的孔明”何以会让刘备“三顾茅庐”？《出师表》说：“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孔明在南阳时与徐庶等人交往，常自比管仲、乐毅，有人因此说既然自比管、乐，又为什么说“不求闻达”呢？这显然是在“说谎”或者“面冷心热”。但若从他基本的人格面来考虑，一个拘谨、戒慎的人，通常也不是豪迈、主动的人，自比管、乐是心中炽热的理想，可惜“心热脚软”，孔明无法像豪迈不拘的李白一样上万言书，大剌剌地说“生平愿识韩荆州”般，向他的“刘荆州”毛遂自荐。
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孔明不会“自我推销”，难以“主动站出来”，“积极开拓自己的人生”，而只能被动地等待刘备的慧眼来认识他这个“拘谨的英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三顾茅庐”这件历史公案里，孔明所具有的“真正心态”。
天意、时势与英雄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循名责实，不齿虚伪，邦域之内至于终，咸畏而爱之，刑法虽峻无有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这样的褒语来自“敌国之臣”的史笔，殊属难能可贵。孔明的确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明宰相，也留给后人无限的景仰与怀念，民间百姓透过《三国演义》去认识“文化的孔明”，这个孔明有着接近“神”的思想与性格，乃是三国时代的第一号英雄人物。他的无法“匡复汉室，还于旧都”，完全是碍于“天意”。在六出祈山后，司马懿受困于上方谷，孔明夜观天象，悲愤地发现自己的“将星欲坠，阳寿将终”，而以祈禳之法，“谨书尺素，上告穹苍，伏望天慈，俯垂鉴听”，增加他一纪之寿，则他必能“克复故物，永延汉祀”，“非敢妄祈，实由情切”，但最后魏延踢倒了延命灯，孔明不得不“弃剑而叹”，吐血而死。
读者读到此处，不掩卷太息者几希！虽然大家明知这个“文化的孔明”乖离历史，是虚幻的，但大家还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孔明”和他的“英雄悲剧”。这种“英雄悲剧”固然彰显了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但其实也反映了一个文化执拗地放纵它的奇想时，尴尬收场的困境：像孔明这样一个不世出的能人异士，怎么无法“匡复汉室”呢？答案只有一个：荒谬的“天意”。但这也是一个荒谬的答案。
“历史的孔明”确实是个难得的贤相，但要走出文化的迷雾，我们必须“硬起心肠”以较现代的眼光来透视他的思想与人格。从以上对他思想与人格的分析，笔者认为，孔明虽是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但基本上，是一个“时势造出来的英雄”，而非像曹操般属“创造时势的英雄”。这个“英雄”，用现代术语来说，是个“体制内改革者”、“右派的保守主义者”，而他的“坚持法统”与“汉贼不两立”立场，正是他这种思想与人格的总结。外在的环境与内在的心性，决定了他的格局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