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大诗人陶渊明辞官归隐后自在生活的写照，令人称羡之至。陶令的田园诗，能够反映这种毫无羁绊、放飞心灵于自然之心情的，大多出自其归隐后的手笔，也即41岁以后的作品。之前的诸多四言诗并不出色，比如他的《命子十首》，就显示出较强的功利和入世色彩，和一般士大夫无二。可见，做官在其心中的位置还是不低的。 关于陶令辞官，历来流传一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谈，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史上第一隐士之雅号。然则根据史料记载，和赵炎的分析，陶令辞官实则充满了无奈和不得已，可用其诗句“闲居执荡志，时驶不可稽”（《杂诗四首》其二）来形容。 萧统在《陶渊明传》里这样叙述陶令的辞官过程：“岁终（东晋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会郡遣督邮至（彭泽县）。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从这则记载里，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三个悬疑之处：如果一个人早打算辞官了，那么，什么时候走都是可以的，陶渊明为何独择春节（岁终）前辞官？为何偏要等督邮来了再走？为何还要大发感慨之言？待赵炎回答了这三个疑问，真相也就大白了。 第一个悬疑之答案，跟薪水有关。 西汉至魏、晋时，官员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只是发放方式有所变化而已。前者每年发一次，全发粮食，每年年终一次性领取；晋代时，可以按月发放，也可在年终领取，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据《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钱三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陶县长一年的俸米，换算成斗，是三百六十五个五斗，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者三十年也食用不完，另外还有那么多现钱，堪称“金领”阶层了。 从其《归去来辞序》自述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辞官之前，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什么是“占田”呢？即朝廷根据官员的品级高低，发给他们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薪水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陶渊明选择春节辞官，多半是想领了工资再走。人嘛，总是要吃饭的，而粮食是需要花钱买或者通过做官从朝廷获取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神仙，更无点石成金的本事，辛辛苦苦为朝廷打了一年的工，总不能空手走人吧。 第二个悬疑之答案，跟道统有关。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在这个家庭环境里成长，没有一点道统观，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他的字，叫元亮，私谥靖节，均有浓烈的道统意味。从他的早期诗作里也能发现这种封建士大夫固有的迹象：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倘若陶渊明不打招呼就离职，显然会使彭泽县的县治出现权力真空，一个行政单位没有领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对朝廷对百姓，都是不负责任，这就有违封建道统了，陶渊明做不出来。选择春节辞官，其中的说道正在于此。平时那些上级领导不会下基层，想见他们一面都难，春节就不同了，按例必有领导下来视察，正好可以交接，然后堂堂正正卷铺盖走人。
第三个悬疑之答案，跟气节有关。 文人重气节，这不是新鲜事。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这就是文人的气节。诸葛亮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诺言，这也是文人气节，等等。陶渊明的气节，更多的来源于魏晋名士之风：不畏权贵，追求精神自由。 读三国的朋友，对“督邮”这个官名应该很熟悉。此官名字里带个“邮”字，却不管送信、快递之类的事情，专门借视察工作下基层捞油水的。有趣的是，赵炎翻了不少资料，历史上凡是以督邮的官职下基层的人，几乎没一个好人。碰到这样的官，如果你有钱送给他，一切都好说，说不定明天就给你升官，如果没钱送，立马小鞋就来了。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就碰到过一位贪婪奸诈的督邮，小鞋没少穿，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维护了自己的气节。 陶渊明大概是知道刘备的，也知道刘备殴打了上级领导，因为书中都有写。但是，陶令没有刘备的好身板，他只擅吟诗，不会打架，如果真的动起手来，估计只有挨打的份儿，非但无法维护气节，还要当场受辱，这怎么办？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君子动口不动手，快过年了，发几句感慨总可以吧。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牢骚话，遂成千古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