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的刻画中，徐庶与姜维对于蜀国的建立与强大，其政治作用不容忽视。前者出现于刘备创业维艰之端，后者处于蜀国大势已去之末，二人在人格上都体现出一种孤寂而悲壮的美。金人瑞在《三国志演义序》中曰：“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但是依照《三国志》及《三国志注》，二人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人格上都远没有《三国演义》中渲染的那般令人钦佩。《三国演义》中此二人的事迹，与史实出入最大的莫过于去留问题，经过作者的“再创作”几乎成了两个全新的故事。关于《三国演义》的价值判断，一度“拥刘反曹”的政治取向几乎成为定论。徐庶与姜维政治贡献既然平平，罗贯中何以颇费笔墨为二人“再创作”，尤其是在跟政治无关的去留问题上？这不能不对 《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进行思考。
依据《三国志》及《三国志注》，徐庶离开蜀国的始末记载如下：
“……俄而表卒，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这段描写，由于情节描写过于简单，对话内容也十分有限，对于徐庶的离开仅能从字面上理解为他担心母亲的生命安危，不得不走。至于帮刘备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暂时无心顾及。有关其投奔曹操的心理斗争过程以及之后在曹营的状况，不得而知。因而，根据这一记载，既不能判断徐庶对刘备是否忠心难舍，完全事出有因才忍痛离去；也不能妄下结论，认为他是借此窘境而弃弱投强另攀高枝。唯一能肯定的是，徐庶离去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母亲。而且在他离开之前，诸葛亮已经开始跟随刘备了。作为一名智慧尚在同列之下的谋士，其去留对于蜀国的安危存亡，意义其实并不太大。
而在《三国演义》中，徐庶在诸葛亮尚未出山之前，就化名“单福”辅佐刘备。他屡出奇策，大败曹仁，轻易夺得樊城，为刘汉势力打下了一点微薄的基础。对于蜀国的建立，可以说曾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在他识破曹仁的“八门金锁阵”后，声名远扬，连曹操都十分惊讶他的才干，想要收为己用。为将他从刘备身边挖走，曹操甚至听从程昱之计，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法，挟持徐庶之母并赚得其笔迹，要求徐庶归顺。徐庶虽对刘备十分不舍，无奈老母危在旦夕，只好忍痛离去，临行前向刘备推荐卧龙诸葛亮，并亲自前往劝说亮辅佐刘备。可谓竭忠尽孝，身无半点瑕疵。
《三国志》中对姜维投靠蜀国记载如下：
“……建兴六年，丞相诸葛亮军向祁山，时天水太守适出案行，维及功曹梁绪、主簿尹赏、主记梁虔等从行，太守闻蜀军垂至，而诸县响应，疑维等皆有异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维等觉太守去，追迟，至城门，城门已闭，不纳。维等相率还冀，冀亦不入维。维等乃俱诣诸葛亮。”
由这段史料可知，姜维离开魏国归顺蜀国，乃是遭人猜疑被弃走投无路而不得不如此。虽然后来在蜀国，他屡建战功，又深得诸葛亮等人的赏识而一直位居上将，被人评价为“一时之仪表”，但当年背魏投蜀的行为也被曾被人严词谴责过。古人孙盛评价曰：“夫士虽百行，操业万殊，至于忠孝节义，百行之冠冕也。姜维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违君循利，不可谓忠；捐亲苟免，不可谓孝；害加旧邦，不可谓义；败不死难，不可谓节；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御辱之任而致敌丧受，于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种，维无一焉。”可说对姜维的行为极为不齿。
而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的描述中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在天水一战中，诸葛亮的计谋几次三番被姜维识破，以致损兵折将狼狈不堪；而赵云在与之单打独斗之时，对其枪法也是暗自赞叹不已。对于这样一位文武兼备的人才，诸葛亮极想收为己用，于是设计谎称要攻打冀县。姜维想到自己的母亲尚留在冀县，带兵前往解救。诸葛亮在此之时，使计令姜维众叛亲离，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然后乘势劝说姜维归降。姜维见诸葛亮又待人宽厚足智多谋，想到刘备又是仁慈之君，深得人民爱戴，于是欣然归顺。
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对部分史实作艺术化处理无可厚非，但仔细品味罗贯中对此二人事迹的改动，将二人的叙述与史书相比较，再将《三国演义》其他各处与史实不符之处都结合起来分析，显然，《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是以道德伦理为尺度的。
罗贯中在徐庶与姜维的去留过程中，都突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母亲。若不是徐母被挟，徐庶决不会走；若不是姜母被困，姜维也决不会留。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孝”的地位可说是金字塔的尖顶，上至君臣，下至百姓，莫不顶礼膜拜。“忠孝自古难两全”，如果危急关头此二人置母亲于不顾，只图自己建功立业，纵然功高盖世也不免为后人非议。但若为了救母而背主，即是“不忠”，同样会落个千古骂名。为了让二人成为“全忠全孝”的典范，罗贯中对情节的安排可说是费尽苦心。徐庶临走之时，与刘备推心置腹，昼夜长谈，感伤零涕，难舍难分。临别时还向刘备表示“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作为一位谋士，倘若不能以计献人，其政治生涯无疑等同于已经终结。徐庶救母不惜己身、忠君不事二主。而姜维归顺蜀国时尚是一位少年，他自幼丧父，与母相依为命。诸葛亮设下巧计，假意危及其母，“孝”字当头，姜维如何能不救？又设计使魏人误以为姜维已经投降，连姜维的至友都中计而不能理解他。如此尴尬境地，姜维百口莫辩，只能“仰天长叹，两眼泪流”。如此忠孝之臣，魏军浑然不察，其过在谁？彼弃之则吾用之，诸葛亮虽是设计之人，作为一国军师，在不伤害他人性命的前提下招纳人才也无可非议。而姜维为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对蜀国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二人的品性德操既然无可指责，“忠孝”思想自然得到了成功的宣扬。
在二人的去留过程中，除了体现臣的“忠孝”，罗贯中还不失时机地表现了君的“仁义”。徐庶出场时高吟了一首诗：“……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表明自己“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美好愿望，而刘备马上很敏感的意识到这是一位贤才，立即下马邀其同往商谈，待为上宾。徐庶为了试探刘备，以“的卢马妨主”为故劝其将此马借与仇怨之人一用。刘备正色道：“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徐庶这才相信“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确是百姓的肺腑之言。后徐庶为救母不得不走，刘备手下纷纷劝说刘备要么将其杀死以免后患，要么强留让其身怀对曹的杀母之恨而誓死追随。刘备断然拒绝，“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甚至向徐庶表示：“先生既去，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作为一军首领，刘备要求以仁义躬行天下、以仁义相天下之士，“仁义之君”可说当之无愧。
纵观整部《三国演义》，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作出“七实三虚”的评价并不违背事实。罗贯中除了对徐庶姜维的事例作了改动之外，其他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个人独立的创作。熟知历史的文人和史学家中，不少人认为凡此种种，都是罗贯中的“拥刘反曹”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企图使“一家天下”的封建正统思想继续在人们心中深化，让“乱臣贼子”谋权篡位的可耻行径世代被人唾骂。如果《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是由这种政治愿望决定的话，徐庶与姜维的去留所表现出的种种感人场面，就仅仅是为最终“刘姓天下”的失败添上两笔浓浓的悲剧色彩，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和愤恨罢了。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在此。在徐庶与姜维的事件描写中，着重凸现的是“仁君贤臣”、“慈母孝子”的理想的封建伦理关系，呼唤的是传统道德的回归。仁君始终不会为了霸业而做出有背人伦的不仁之事；贤臣为了报效明主的知遇之恩而视死如归；百姓更是拥护贤能的君臣而愿意患难相随。蜀国最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压抑作者对“忠孝仁义”的赞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追求。文中表现对传统道德的维护的事例还有很多，简单的以“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来解释作者在这些情节中体现的时或明或暗的个人情感，实在有失片面且苍白。“总的说来，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用历史判断观照历史，而是用伦理判断评价人物”。
徐庶与姜维的去留，在罗贯中的艺术处理下呈现出的面貌，可说是《三国演义》价值取向很典型的体现。它不是试图准确的重现历史，也不是试图用政治成败来进行人物评价，更不是片面的宣扬“一姓天下”的正统思想。它更多的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寄托“忠孝仁义”的理想，其价值取向是以伦理判断为主要格局的。